大兴鸡女一条街｜晚饭后我常去散步的市井长巷
您问大兴鸡女一条街？我在这片住了三十七年，退休前在镇中学教语文，每天傍晚都从这条街穿过去买馒头。说“鸡女”您别误会，早年间这儿是城郊结合部的禽蛋集散地，卖活鸡的、宰鸡的、给饭店送鸡的女贩子们聚在路两边，蹲在铁笼子跟前，手里攥着褪毛用的镊子——街坊们顺口就叫“鸡女一条街”。后来禽类交易搬进了正规市场，名字却留下了，现在整条街是熟食、杂货、修鞋铺子的天下。
这条街西起老粮站东墙，东到信用社后门，全长也就四百来步。路面是前年重铺的透水砖，一下雨就踩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街两边种的是槐树，树干上还留着当年拴三轮车的麻绳勒痕。夏天傍晚五点半以后，树荫连成一片，水泥台阶上坐满了歇凉的老头老太太。
从活禽摊到熟食铺
九八年的时候，街东头老周家两口子还在卖活鸡。铁笼子摞四层，下面垫着接粪的油毡纸。他媳妇刀子快，杀鸡放血、烫毛拔毛，三分钟一只，案板上堆着黄澄澄的鸡胗。那时候孩子放学爱蹲在笼子前看公鸡打鸣，老周媳妇就吆喝：“看啥？看得多了下回不卖给你家！”听是这么凶，转头还是拿鸡毛掸子给小孩儿扇风。零三年禽类批发市场建好，活禽不许在这条街上卖了，老周改成卤味店。那锅老汤据说加了三十多味料，从咱街摆到现在，卤出的鸡爪、鸡翅尖，隔着两条巷子都能闻到桂皮和草果的味儿。
如今街上开着七个熟食摊子。卖烧鸡的王师傅每天凌晨三点出摊，活鸡都是当天早上从南郊养殖场拉来的。他剁鸡用的是把背厚刃薄的砍刀，刀把缠着蓝色电工胶布，案板中间凹下去个窝。买鸡的熟客不用多说话，递过去一张十块的票子，王师傅就知道要鸡腿还是鸡脖子。他说这些年在案板上剁过的鸡，要是堆起来，能把这街上的槐树都埋半截。
街面底下的老规矩
这街上做买卖的人有个不成文的讲究：秤砣不压纸，钱箱不朝门。第一句是说秤要摆在明处，纸片不能让风刮到秤盘底下垫分量；第二句是说收钱的木匣子口永远朝里，手不能伸出去接客人的钱。早先卖鸡的女人们还用杆秤，秤杆上钉着铜星子，称完把秤杆往客人眼前一横，“您看好了，高高的”。现在换了电子秤，老一辈的手艺活儿只剩那口剁鸡的刀还在使。
街中段有家修鞋铺，陈师傅在这儿钉了二十年鞋掌。他的铺子只有五平米，墙上挂满了各色的鞋线轴，像书架上插着一排排小药瓶。他左耳有点背，跟人说话得歪着头才听得清。去年冬天下大雪，他拉着我说：“这街上啊，跟老电影似的，一帧一帧换画面，就是景儿没变——电线杆子还是那根，槐树还是那几棵。”
街西口卖糖炒栗子的老汤，每年入秋才出摊。大铁锅里的黑砂是用了十几年的老砂，油亮油亮的，跟新砂掺着炒，栗子才香。他儿子在城里上班，劝他歇着，老汤摇头：“歇了，这条街就少一股子气。”老汤卖栗子认识的人多，谁家闺女考上大学了、谁家老人腰腿疼了，都爱跟他说道说道。
后半夜的光景
晚上九点以后，卖熟食的收摊，保洁员推着小车扫一遍地，街上一下子静下来。只有街东头拐角那家早餐店的灯还亮着，老板娘在里头和面。她家白天卖豆浆油条，晚上门口挂一块小黑板，写着“明早新做豆腐脑”。去年有个年轻人半夜来敲门，说是加班饿得慌，老板娘从蒸笼里拿出两个包子塞给他，没要钱。隔两天那人送来一兜橘子，搁在台面上就走了。
我常常在十点多钟踱到街西口，站在信用社的台阶上往回看。路灯把槐树的影子拉得很长，铺在窄街的路面上，斑斑驳驳的。偶尔有辆送啤酒的货车卸完货，司机蹲在车边抽烟，烟头一明一灭。这个时候的鸡女一条街，才露出它真正的表情——白天那些热闹的精气神儿，被夜风一吹，都变成了树底下压着的旧砖缝里透出来的凉气。
“听见没？那边厨房的剁刀声又响了。”
不知是不是街尾那家卤味作坊在准备第二天的料。我竖起耳朵，隔着一百多步，确实有沉闷的、均匀的刀刃落在木案上的声响，一声一声，像老钟摆在走路。夜风把槐树叶子吹得沙沙响，那剁刀声便跟着时隐时现，不急着停，也不赶着起，就是那么自顾自地敲着半夜的拍子。我转过身，朝信用社后门的方向慢慢往回走，路灯暗了下，那棵最粗的槐树底下，还蹲着个穿军大衣的人，不像在等人，倒像是专为听那刀声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