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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晚上哪有站大街的｜老西门到公园路转一圈看看

晚上七点半，我从延陵西路的公交站下来，问站台边卖烘山芋的老伯：“常州晚上哪有站大街的？”他往东指了指：“公园路、双桂坊那头，站的人多，你去看看就知道了。”我顺着他指的方向走，路灯刚亮，路上人还稀稀拉拉，但越往东走，声音越密。

过了新世纪商城，就是公园路。这条路不长，两边种着梧桐，叶子还没落光，路灯从叶缝里漏下来，地上是一块块碎光。路边停着几排电动车，车座被露水打得发亮。七八个中年男人靠在栏杆上，手里夹着烟，烟头一亮一亮的。他们不说话，就站着看路过的行人。再往前几步，一个小伙子蹲在便利店门口的台阶上，手里转着一串钥匙，不时抬头张望。

这几个人没看手机，也不聊天，就真站大街。我走过去，在便利店买了一瓶水，问收银的小姑娘：“门口那些人干啥的？”她眼皮都没抬：“等人的呗，有的是等活儿的搬运工，有的是牌友，凑齐了就去后面棋牌室。你当是干嘛的。”

双桂坊的老位子

双桂坊的巷口，是站大街的老据点。二十年前，这里晚上就站着一排人，肩头搭块毛巾，脚边放个搪瓷缸，等附近饭馆打烊后出来找零工。现在饭馆少了一半，站的人也少了，但那股松散的劲儿还在。好几个人已经在这条街上站出交情了，站成固定节目。

我认得一个穿藏蓝布衫的师傅，姓周，他说自己在这站了十一年。“以前等饭馆的泔水活儿，后来等代驾的单子。现在手机能派单，我还习惯来站站。”他指了指对面新开的奶茶店：“那家店员小姑娘，每天晚上九点半下班，她爸在巷口等她，站了三个多月了。你说这算不算站大街的？”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果然路灯底下站着个穿夹克的男人，手里提着一杯奶茶。等了大概十分钟，店门推开，一个穿围裙的姑娘出来，接过奶茶，两人并肩往停车场走。男人手里那杯奶茶，纸杯上凝着水珠，是刚买的，热的。

从等活儿到等人

公园路和双桂坊交汇的路口，有个报刊亭，晚上九点关门。关门前那半小时，亭子老板会把一张塑料凳放在人行道边，谁想坐就坐。那凳子很矮，坐下的人膝盖几乎顶到胸口，但坐着坐着，陆续就有人站过来围成一圈。

站大街的人，分几类。我站在旁边听了一会儿，大致能分出来：

• 等代驾单的司机，头盔放在车筐里，站姿最正，随时要走
• 附近几栋老楼里出来透气的老住户，穿着棉睡衣，脚上是拖鞋
• 下晚自习的中学生，三五个人挤在路灯底下，主要为了分一袋炸鸡柳
• 纯粹要在外面把烟抽完再回家的人，比如那个穿夹克的男人

报刊亭老板收摊时跟我说：“以前站街都是等钱的，现在站街多半是躲事的。家里小孩写作业要安静，老婆看电视嫌吵，出来站站，站够了再回去，正好。”他把亭子的卷帘门拉下来，锁好，也站在路边点了根烟。站了大概五分钟，烟抽完，他才推着电动车往回走。

晚一点的时候，代驾司机聚到路口，人多了起来。有个戴头盔的小伙子打开后备箱，拿出一个小折叠凳，展开坐在人行道边沿。旁边另一个司机笑话他：“你这设备齐全。”他答：“干等也是等，坐着不比站着强？”坐了没两分钟，手机响了，他接起电话，踢起脚撑，电动车呜呜地汇进机动车流里，后备箱的凳子磕在车斗边沿，咔嗒咔嗒响。剩下的人又安静下来，站着，偶尔看一眼路口的红绿灯。

站在他们边上，我忽然明白了常州晚上哪有站大街的——不是某个具体位置，是那种散掉的人气。这头点了点头，那头才刚下班出了地铁。路口的兰州拉面馆亮着灯，老板把一摞碗搬到门外，晾在风里，碗边还沾着洗洁精泡沫。

那个蹲台阶转钥匙的小伙子，等到他女朋友来了，两人一起往西走去。路过我身边的时候，他女朋友问：“你站这多傻啊，不会找个地方坐下来等？”小伙子把钥匙往裤兜里一揣，说：“坐不坐的，反正你在哪儿我在哪儿。”

我往回走到公交站，路灯比来的时候更亮了。路对面的公园边椅上，一个穿环卫工马甲的老人坐着，帽子摘了放在膝盖上，头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他没有等谁，也没有活儿要干，就坐着。

那辆卖烘山芋的炉车还停在原处，老伯正把炉子里最后两个山芋夹出来，用纸包了，自己咬了一口，剩下的递给我。他问我：“站大街上看了半天，看出点名堂没有？”我咬了口山芋，烫，含在嘴里说不出话。他倒也不等我答，推着炉车慢慢往南走，车轱辘碾过梧桐叶，沙沙地，车里那块给炉子保温的棉垫子，从车边垂下来一角，拖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