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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东莞的大众舞厅多吗｜老姐妹问你个实在话

老张，信收到了。你问现如今东莞的大众舞厅还多不多，我把茶杯往柜台上一搁，先跟你交个底——剩下的大概只有以前的零头，但还活着的，都是真过日子的人去的地方。我这家小店开了十五年，斜对面就是文化宫那栋旧楼，二楼那间“春晖舞厅”从九几年亮到前年，灯管坏了三回，地板换了两次，终究没熬过疫情。现在那门头贴着“旺铺招租”，纸上落灰，留的电话号码被雨淋花了一半。

但你要是问我还愿不愿意去跳，我答你：去，一周去两回。不是以前那种去了捡舞伴的场面了，是几个老姐妹自己约好，买张十块钱的票，多半场自己人跳，后半场才跟生面孔搭手。有一回我穿那双旧跟的黑色方头皮鞋，裤脚被踩了一脚，踩我的是个穿蓝工装的中年男人，他满头汗跟我道歉，说“阿姐，我手生”，我笑着回他：“手生就多踩几回，地板上还留着前人的印子呢。”他倒真认真了两支曲子，后来再没在舞厅碰见他。

舞厅的灯

东莞这地方，以前镇街各有各的跳法。长安的往新安社区那边钻，厚街的在珊美村有个破厂房改的场子，石龙的更老派，跟着曲子在桥底下跳露天的那种。现如今的场子，两只手数得过来：一个是东城的花园新村那儿，叫“常青”，门脸小，里面还挺深，吊扇转起来吱呀响；另一个在南城步行街后面，叫“晚晴”，老板娘以前是纺织厂工会的，她接手的时候把墙刷成淡绿色，音响换了二手的雅马哈。我头回去晚晴，柜台卖票的是个年轻的广西妹子，她边给我撕票边问：“阿姨你一个人吗？”我说人多着呢，我的老舞伴把腿摔了来不了。

她没再问，把票递给我时多夹了一颗水果糖。那糖是话梅味的，我揣在兜里，跳完回家放在鱼缸旁边的烟灰缸里，到今天还搁在那儿，没化，就是硬了。

人少了，情分反倒厚了

你要说变化，最明显的是舞伴的年龄。以前场上四十岁算少的，现在普遍往六十五靠。男同志少，个把穿白衬衫窄口裤的老叔，头上抹了几根油亮的发丝，跳完三曲主动去买汽水，一瓶分给三个女伴。有一个姓覃的老叔，本地人，退休前是开叉车的，他右手食指缺了半截，搂腰的时候掌根轻放，从不逾矩。他跟我跳过一次慢四，说我脚步稳，我回他你那半边手指头也挺稳。他哈哈哈笑，后来说要收我当学生，教我跳探戈的一个拐步，我学了半天没学会，他摆摆手：“算了，反正这曲子完了，咱都没踩上鼓点。”

舞厅里的规矩跟以前一样，但大家都默契得多了。进场的男士要在柜台领一张小票，夹在胸口袋边上；女士不用领。散场前半钟头音响会换成轻一点的曲子，我管那叫“收摊曲”，这时候舞池里的人走掉一半，留下的要么是舍不得走的，要么是等着跟熟人聊两句的。

跳完还能坐下喝杯茶

常青舞厅隔壁有一家烧鹅濑粉店，老板娘姓廖，河南人，在这开了快八年。她店里晚上九点半以后就不接待生客了，专等舞厅散场的那拨人。我每次跳完去喝碗濑粉，她总会多加半勺酸豆角，说我气色比上次好，问我是不是新买了双鞋。我说我用得着买鞋吗，我那回力鞋穿了四年，鞋底磨得光光，跳舞反倒不滑脚了。她递纸巾给我擦汗，顺嘴说：“姐你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你跳完满脸汗就坐那儿发呆，现在还会笑一笑。”

老张啊，你说这舞厅还多不多？数目上是真少了，但少掉的那些，像是被时间摘掉的黄叶子，底下的根还连着。

那盏灯还是亮的

前两天下小雨，我关了店提早去晚晴，门口蹲着一只橘猫，尾巴卷着前爪。小卖部的老头说这猫是舞厅老板娘养的，天天在屋檐底下看人进出。我进门的时候，粉绿色的墙面上挂着一面老式圆镜，边缘的银漆掉了大半，镜子里糊着一层水汽，我拿指头擦了半下，看见自己鬓角有根白的，没拔，倒觉得那根白发跟这面镜子挺配。舞池里还空着，乐队没来，音箱放着上世纪的弦乐，一个穿灰色毛衣的老太太在角落里对着墙独自比划跳慢三的步伐。我没坐下面，走到她旁边问：“这曲子是《田纳西华尔兹》吗？”她转身看我，眼尾的皱纹很深，点了点头。后来她问我是不是老张介绍来的——老张，她知道你的名字。我说我是你那老熟人的朋友，她听了，从羽绒服内口袋里摸出一张折叠的旧舞票，票面印着“文化宫二楼”和模糊的日期，她说：“那年你拉我来的，你忘了？这票我一直收着。”

我出了门，站在路灯底下，看着对面旧楼二层的窗户。以前那扇窗的灯能照到马路牙子，现在改成了节能小圆灯，光薄薄一层，像薄饼似的贴在地上。但毕竟是亮着的，你说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