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栏四沙还有站街的吗｜老街坊问的是公交站，不是别的
“阿婆，横栏四沙还有站街的吗？”卖菜的老吴把泡沫箱往三轮车上一码，转头问我。
我愣了下，把老花镜往下推了推：“你说的站街，是等车那个站街吧？”
“是啊，不然呢？”他擦擦手，“我表弟从江门过来，说要在四沙路口下车，我怕那站牌拆了，他找不着北。”
我把菜篮子往地上一放，笑了：“拆是没拆，就是挪了地方。老站牌在缝纫机厂门口那棵榕树底下，现在挪到对面供销社旁边去了。”
老吴“咦”了一声：“我上个月还见人在老地方等车呢。”
“那哪是等车，那是旁边五金店老板每天蹲门口抽烟。”我摆摆手，“你表弟要是认准那棵榕树，保准找错地方。”
站牌挪了三回，老街坊心里都记着账
四沙这地方，说大不大，说小也小。从横栏镇中心骑车过来，二十分钟见着那片灰扑扑的厂房，再拐两个弯就是旧圩。我在四沙小学教了三十多年书，退休后又在圩上住了八年，这里哪块砖翘起来我都知道。
那个公交车站在四沙路口，最早是个铁皮牌子，绑在电线杆上，上面用油漆写着“四沙”两个字。1998年修路，牌子挪到裁缝店门口；2007年旧圩改造，又挪到缝纫机厂对面；前年搞“美丽乡村”，终于固定到供销社隔壁，装了不锈钢候车亭，还加了张长条凳。
老吴表弟坐的那趟车，是从江门汽车总站开往小榄的过路车，一天六班，早上七点第一趟，下午五点半最后一趟。司机到四沙路口会按两下喇叭，没人招手就不停。
“你跟你表弟说，认准供销社旁边那个蓝颜色的亭子，顶上写着‘四沙站’三个白字。要是看到亭子旁边有家卖糖水的，那就是走过头了，往回退三十步。”
老吴掏出手机记备忘录，嘴里嘟囔：“蓝亭子，糖水铺，往回退……”他忽然抬头，“阿婆，那糖水铺还开着吗？我记得以前是你学生家开的。”
糖水铺和站台，都是等人时候的念想
开着。糖水铺老板叫阿明，我1987年教过他语文。他铺子比候车亭早开十二年，一开始卖绿豆沙和芝麻糊，后来加了龟苓膏和炸番薯片。等车的人要是口渴，花三块钱买杯豆浆，能坐在铺子里看车来车往，比站在太阳底下干等强。
我跟老吴说，你表弟要是到了饭点，还能在糖水铺隔壁买两个叉烧包。那家包子铺开了二十来年，老板换过两代人，味道一直没大变，就是叉烧里肥肉比以前少了——现在人讲究健康，不爱吃太油的。
“那我表弟下车以后，怎么找那个……站街的？”老吴又问了一遍，这次他自己也觉得绕嘴，挠了挠后脑勺，“我是说，下车以后怎么知道自己在哪个位置？”
我指了指路对面那排三层小楼：“看到那栋外墙贴白瓷砖的没有？那是以前四沙农村信用社，后来改成了邮政储蓄。你表弟下车后，面朝储蓄所左边走，是去旧圩的路；右边走，是去新市场的路。站牌正对面那棵细叶榕，是我1985年带学生种的，现在长得比电线杆还高了。”
等车的人变了，站台没变
这些年，站街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以前多是去镇里卖菜挑担的，藤筐里装着通心菜和苦瓜；后来变成穿工服的年轻人，去横栏工业区上班；现在最多的是拿手机看视频的老人家，去镇医院拿药回程时坐这儿歇脚。
上星期二下午，我在候车亭长凳上坐着乘凉，来了个背蛇皮袋的阿叔，问我去旧圩怎么走。我说你跟我走就行，我正好回去。他说他是从阳江来的，来四沙找他哥哥，他哥哥在圩上修了三十年自行车，外号“光头炳”。我说光头炳去年把铺子搬到他儿子家楼下去了，我带你去。
阿叔一拍大腿：“我就说嘛，到四沙一问都知道。我哥以前老吹牛，说全横栏就他补胎补得最好。”
两个人在路上聊起来。他哥哥那个修车铺，在缝纫机厂对面摆了快二十年，每天早晨七点开门，晚上九点收工。铺里的搪瓷盆永远盛着半盆肥皂水，用来试内胎漏气。那时候门口经常挤着五六辆自行车，旁边就是那个老铁皮站牌，等车的人顺便看光头炳捏着锉刀补胶皮。现在路修平了，车也换成电动的多，但那个搪瓷盆还在，改成了装螺丝和螺帽用。
“你哥哥那双手，泡肥皂水泡了二十年，到了冬天全是裂口，裹胶布裹了一层又一层。”我这么一说，阿叔连连点头，“就是他，就是他。”
到了傍晚，站台凉快下来
刚才老吴他们那几个卖菜的收了摊，骑着三轮车从站牌前过，按串铃铛算是打个招呼。五点半那趟车从江门开过来，车身蒙着薄薄的灰，四个人下车，三个往新市场方向走，一个站在站牌下点烟。
我在原地站了一会儿，看那个人抽完烟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说话声音夹在风里听不太清，只隐约听到说“到四沙了，你骑摩托车来车站接我”。他把烟头摁进候车亭旁边的铁皮垃圾桶，桶壁上印着“四沙卫生”四个字，笔迹是我以前那个学生阿明用油漆描的。
晚风把供销社门口的塑料帘子吹得哗啦响，那只橘猫又从糖水铺后门钻出来，在候车亭长凳角上蹭了蹭背，卷着尾巴坐下了。我回家之前回头望了一眼，它的影子被路灯拉得很长，一直拖到那棵细叶榕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