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彭庄那个都搬走了吗｜空村看房记：老槐树还在
清明前替亲戚去大彭庄看老宅，手机导航到村口就断了路标。村头小卖部卷帘门拉到一半，玻璃柜里还摆着落灰的鸡汁方便面。我拦住个骑车老汉，问他大彭庄那个都搬走了吗，他停下自行车，说：“西头还住着七八户，都是嫌城里电梯房太闷的老骨头。”
这个两千多口人的庄子，如今常住户籍只剩百来号。我按老汉指的方向走，路过一整排铁锁把门的院子，门楣上年画褪成白纸。忽然听见“咔嚓”一声，是风刮断了谁家晾衣绳上挂着的塑料布。
村委会公示栏是最后的集体生活
村里的公告栏还立在老戏台前，玻璃柜子碎了半边。里面贴着三张纸：2021年土地流转告知书、城乡居民医保缴费名单、迁坟补偿标准明细。缴费名单上总共46个名字，用圆珠笔写的，笔迹蔫蔫的。
旁边戏台柱子上钉着块木板，刻着“岁次庚辰年重修”。台下堆着腐烂的条凳腿，有个搪瓷缸被踩扁了，底朝上，露出“模范村民”三个红字——估计是1990年代发的那批。老戏台下以前摆夜市的，卖糖葫芦的推车印子还在泥地里，一圈一圈的。
走到西巷，看见个院门没锁。推门进去，晒谷场上停着辆嘉陵摩托，油箱锈穿了底。墙根倒着台凤凰牌缝纫机，机头歪在一边，锈死的手轮转不动。堂屋里八仙桌还在，桌上放着半瓶没喝完的沱牌酒，酒瓶边上压着张1998年的《参考消息》，头版是抗洪报道。
邻居张婶从隔壁探头：“他家儿子2020年接他去南京带孙子，走得急，连猪圈门的插销都没拔利索。你打听大彭庄那个都搬走了吗？去年冬天我家对门两口子也走了，去无锡给闺女看店，走前把三亩地包给别人种大蒜了。”
“走的时候最当紧的是老母亲的药方，压在枕头底下，差点忘了。衣裳被褥一件没带，现买。”
井台和代销店的最后生意
庄子中央那口老井，井沿被井绳磨出三指深的豁口。井口压着块水泥板，上面用红漆写着“危井勿近”。井台边原来有家代销店，老板彭大友去年搬去县城前，把压在抽屉底的老账本浸了水拿来垫咸菜缸。村民实测过，最近三年从县城回村种地的，比从村子迁去县城的还多几个——但都是种中药材，不是回来过日子。
代销店的门板上还留着粉笔字：“啤酒一元瓶”“电池两元节”。门边的狗窝里铺着旧棉袄,一只黑狗蜷着，见人来耳朵也不竖。碗里有干硬的米粥，结着绿膜，估摸主人走前给留的。
再往北走，村小学的铁门锁着，门卫室玻璃上贴着2023年秋的课表。二年级只有5个学生，音乐课写“看视频”。墙外菜畦里，一垄半人高的向日葵倒是水灵——那是出纳老彭种的，他说村里识字的人走了，他得给学校留点黄颜色。
守住大彭庄的，还有几个不肯走的
在村东，看到片新修的混凝土坪，立着“大彭庄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牌子。门开着，屋里摆着两张台球桌，台呢破了洞。守屋的彭大爷74岁，耳朵有点背，扯着嗓子说：“每月二十五号有人来放电影，上回放的《我和我的祖国》，台下坐了九个人，四条狗。”
他拉开抽屉，拿出个登记本：“这是打台球的，一局一块钱，投到铁盒子里。上个月收到27块，凑够了买桶漆刷墙。”彭大爷说他不走，县城儿子给买了电梯房，但他夜里听惯了火车轧轨的声音——大彭庄离陇海线两公里，货车晚上过，窗户纸都震得抖。
他说：“你要是写文章，就写上：村里路灯八点就灭，但大队部门口的红灯笼常年亮——那是太阳能板供电的。红灯笼照着一块石头，石头是康熙年间铺的村界碑，字磨得看不清了，但‘大彭庄’三个字还凿得进去。”
傍晚走的时候，西天烧着杏黄云。村口老槐树的枯枝上戳着个喜鹊窝，一只喜鹊围着窝打转，叼着根塑料绳往里垫。树下坐着个老妇纳鞋底，针脚扎得很慢。我问她一句，她抬头笑：“大彭庄那个都搬走了吗？夜里数灯亮，连我家的算上，总共十一盏。”她说，等院里香椿发芽,她摘两把腌上，或许有搬走的人家开车回来挖野菜，顺手就能带罐子走。
那罐老咸菜蒜头和去年腌的萝卜条，就这么存着，等人回来认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