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站衔女为啥叫衔女｜从一张旧站台票说起
我工具箱底层压着一张1997年的硬板站台票，浅黄色，右上角印着“芜湖站”三个红字。票面已经发脆，边缘起了毛，每次搬工具挪地方都得垫块布。这张票不是我的，是当年一个在候车室卖茶叶蛋的大姐塞给我的，让我帮她认认票面上的四个小字。票上印的是“中转签字”，但她非说印的是“衔女”两个字。
她叫周桂兰，那时四十七八岁，头发用黑卡子别得一丝不乱，围裙口袋里总揣着半包蚌埠香烟。她指着“中转签字”旁边的站务章说：“你看，这像不像‘衔女’？咱们芜湖站的这些姑娘，都是嘴里衔着一股劲儿在干活的人。”
站台上的“衔”字门道
我干了二十来年铁路维修，在芜湖站前后待过八年，知道周桂兰说的没错。站里的女站务员，特别是跑客运的，手里永远掐着三样东西：一截粉笔、一把信号旗、一本涂改得密密麻麻的交接簿。她们走路都带着小跑，说话像爆豆子，但最怪的是——每个人嘴里都含着一片东西，有的是薄荷糖，有的是话梅核，实在没有就咬着一截铅笔头。
老站长孙胜利说过一句直话：“嘴里不含着东西，一天下来嗓子就哑了。从早六点喊到晚十点，你试试看。”那会儿站台没有电子喇叭，全靠人喊。喊“列车进站，退到白线后头”，喊“七号车厢补票这边”，喊“抱小孩的同志往南走”。喊到后半夜，嗓子眼像塞了团棉花，吐口痰都是血丝子。于是站里兴起个不成文的规矩：姑娘们上岗前先含一片陈皮，润喉，也提神。
陈皮含久了，腮帮子鼓一个小包，说话有点含混，但吐字还是利索的。旅客听着觉得她们嘴里“呜呜噜噜”的，有人就问：“你们嘴里衔的啥？”她们就指指腮帮子：“陈皮，化痰的。”一来二去，“衔”这个说法就从站台传开了。不是书面上的“衔命”或者“衔恨”，就是实实在在的，嘴里衔着东西在干活。
一张票根引出的旧事
我手里那张站台票，其实就是周桂兰给我的“样本”。她那会儿正帮站里的姑娘们攒一个土方子——把吃剩的话梅核洗干净了，装在铁皮盒里，谁嗓子疼就含一颗。她让我看票面上的“衔女”二字，其实是想证明这些姑娘名声在外：
“你听售票口排队的旅客咋说？‘芜湖站的衔女，办事利索，就是说话嘴里像含着个枣。’这不是坏话，是夸她们嗓子累成这样还不停嘴。”
我蹲在候车室角落的暖气管边上，拿手套擦掉票面上的灰，仔细看了半天。那枚章印得模糊，但“中转签字”四个字确实有点像“转”字缺了半边，被墨水洇成一道黑杠，边上又盖了个“始发”的方章，叠起来看，倒真有几分像“衔女”。我跟周桂兰说：“这是章子盖重了，不是那两个字。”她把茶叶蛋罐子往架子上一墩，笑了：“我知道不是。但大家叫顺口了，就叫下来了。”
1999年夏天最热那几天，一场暴雨淹了站前广场的下穿通道，水漫到膝盖。站里十几个女站务员卷着裤腿站在水里，一人拽一根麻绳，缆住旅客的行李箱往台阶上拖。当天值班的领班叫刘彩云，嗓子已经哑得说不出话，就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生姜糖，也不管辣的，直接塞进嘴里，硬靠着那点刺激喊出了两句话：“老人孩子先上！”“行李放下，上去再拿！”那天她从水里出来，鞋里倒出半鞋壳子泥水，嘴里的生姜糖还含着，没舍得吐。
站台延伸的方向
后来高铁通了，电子喇叭代替了人声，站台上再也听不见此起彼伏的喊话。但“衔女”这个叫法没散，反而漂到站外。站前那排卖快餐的小店，找的服务员小姑娘干活麻利干脆，店主老赵就跟客人介绍：“这是我们芜湖站的衔女，手脚比男同志还快。”
周桂兰前年去世了，她攒的那盒话梅核不知去向。我工具箱里的站台票也快磨透了，纸张像冬天干裂的手背，使点劲就得碎。但每次路过芜湖站，看见现在那些穿着崭新制服的高姐站在自动闸机旁边，轻轻伸手示意“请刷身份证”，我总想起刘彩云嘴里的生姜糖，想起周桂兰掐灭半截蚌埠烟、弯腰掀开茶叶蛋锅盖的样子。
站台票上那枚章印已经淡成一片灰影子，我还留着。哪天得闲了，该拿放大镜再照照，看看那两道模糊的墨迹到底横着像什么，竖着又像什么。不过照出来也不打紧了——叫了二十来年，谁还会真去对那两个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