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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火车站附近小巷子|修表铺子与砖缝里的市声

我背着工具包,从嘉兴火车站出站口往南走,穿过那条卖粽子的小街,拐进左手第三条巷子。巷口水泥电线杆上钉着块蓝底白字的搪瓷牌,写着“勤俭路一弄”,漆皮掉了大半,露出铁锈色。脚下是青砖铺的路面,砖缝里嵌着自行车胎压出的黑痕,靠墙根处生了层薄薄的青苔。

这巷子宽不过三米,两边的房子都是八十年代砌的,外墙刷过灰浆,雨淋日晒,成了一片深浅不匀的黄。一楼多半开着小店,门面窄窄的,卷帘门拉到一半的有,整扇敞开的有,门口堆着纸板箱、空油壶、旧电扇。巷子上空横七竖八拉着电线,晾着几件深色的棉毛衫,水滴下来,落在水泥地面上,砸出一个个圆点。

我在这条巷子里找老周。老周修表修了三十年,铺子没有招牌,只在外墙用红漆写了“修表”两个字,笔画粗粝,像是用排笔刷的。铺面一扇木质推拉门,门缝里夹着几根检修钟表的铜镊子,我把脑袋探进去,里头光线暗,一盏白炽灯吊在柜台正上方,照着一地油腻的塑料零件盒。老周戴着放大镜,正在夹一块手表里的齿轮,头没抬,先开口:

“表链断了还是进水的?”

我说都不是,我路过,看看您这儿的游丝。他把放大镜翻上额头,露出的眼睛眯着,打量了我一阵。他认得我手里的皮锉和铜夹,说:“你也是干这个的?坐。”他自己从柜台底下拖出个方凳,上面垫着半张旧报纸。

铺子里头靠墙放着两张老式书桌,桌面上铺了块军绿色的绒布,绒布上有几圈圆形的压痕,是常年放钟表留下来的。桌上摊着一只拆了一半的上海牌手表,表盖拧下来搁在一边,表盘上落了一层灰,用气吹已经吹不干净了。老周递过来一个放大镜,让我看边缘的秒针轮轴,说:“这个轴尖磨偏了,上发条走半圈就卡。”他用镊子夹住轮轴,拿油石蘸了点煤油蹭了几下,又用吹气球吹干净,动作利落,手上的皮肤皱得跟核桃壳似的,指节上胶布缠了两圈。

我问这条巷子现在修表的多不多。他摇头,指了指隔壁几间铺子:

  • 门口挂“配钥匙十元”牌子的是个下岗男工,钥匙机器是八八年的,还能用,就是声音大。
  • 再过去一间卖劳保用品的,货架上堆着白线手套和铁壳热水瓶,老板是河南人,来这儿七年了,懒得理货。
  • 对面那家没有门脸,只开了扇窗,里面堆电熨斗和电风扇,收旧电器的,窗台上蹲着只花猫,谁靠近它就躲进里面去。

老周说,这巷子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九十年代刚兴石英表的时候,这条巷子里挨着有六家修表摊,到了夏天,修表的人把马扎子拎到门口,排成一排,脚边摆着瓶子装的洗表油,手底下“嗒嗒嗒”转着校表仪。居民戴坏了表,拽根铁丝拴着游丝就来了,蹲在旁边看,一看能看半下午。

他说话间,从抽屉里摸出一只发条盒,盒口用蜡封过,剥开蜡,里头是一根细长的蓝钢游丝,叠成一个扁平的螺旋,灯光底下发着一层乌青的亮。他说这就是他收了二十几年的材料,都是以前拆老表拆出来的。他问我收不收这种游丝,我说我铺子小,用不了多少。他就把蜡重新抹上去,收好,放在抽屉最里侧。

中午十一点光景,巷子里的声音多起来。隔壁配钥匙的机器“吱啦”一声切下一片铜钥匙坯;卖劳保用品的老板端着碗面条蹲在门口扒,塑料勺刮着碗底响;有个穿蓝布围裙的老太推着小车走过,车上放半筐桃子和一杆秤,走到巷子中间停住,也不吆喝。老周站起来,走到门口望了一眼,回来说,这老太天天这个点过,到了下午就换人推小车卖菜来。

墙根下的条凳与下午三点半

我帮他收拾桌面上的零件盒,把这些铜齿轮、钢轮、塑料齿轮分门别类放回格子里。角落里有一把铁皮开瓶器,上面印着“嘉兴人民旅社”的字样,锈得只剩半边字。老周见我在看,说那玩意儿是以前旅社退房丢出来的,被路上扫地的捡了给他,说垫垫桌角用。

下午三点半,巷子里阳光斜照到西墙上,把墙面的灰浆纹路照得清清楚楚。一个年轻女人背着双肩包从火车站的北口过来,在巷子里来回走了两圈,手里攥着张纸条,上面写着“周记修表”。她走到铺子门口,犹犹豫豫问老周,这里能配一块手表钢轮吗?老周把头从柜台里探出来,说钢轮配不了,断了自己绕也行,拉直了一截钢线,在锉刀上锉出个齿形来,勉强也能用。她又问多少钱,老周说看材质,普通钢的四块钱,如果是老表,可能得贵一些,要六块钱。

女人犹豫了一下,说她爸那只表是五几年的东风牌,走音很准,就是钢轮打了滑。老周让她回去把表的型号拍个照拿来看,说隔着照片他能认个大概。那女人点点头,把纸条折起来塞回口袋里,出了巷子,又回头看了一眼。老周说,这条巷子的客人都是这么来的,火车站里下车,打听附近修表的,问来问去,问到这儿。

一场雨与油布遮蓬之下

天色暗下来时落了一场雨,不大,雨点顺着电线往下淌。老周从柜台后面拽出一块蓝白相间的编织油布,撑在门口的两根竹竿上,雨打在油布上,“嗒嗒嗒”,像校表仪转出来的声响。天光被雨压暗,铺子里那盏白炽灯就显得更亮。他用布擦了擦台面,把那只拆散了的老表重新装回去,上两圈发条,放在耳边听了听左晃右晃,然后放下,脸色松弛了些,说:“凑合能用。”

雨里走过来一个穿凉鞋的男人,手里提一架老座钟,钟壳的木头角磨得发白,上面漆已经掉得差不多了。他把钟放在柜台上,指着钟摆下的铜槌说,这个槌偏了,走得快慢不均。老周拧了拧调节螺帽,又用手转了几圈齿轮,把钟壳放平,摆锤晃了几下,停了。他说这种老座钟,得先把发条放干净再拆,不然齿轮咬合力不均匀。

那个男人一直站在门口,不催,只顾看着雨水从油布边沿甩到墙根。等老周把钟装好,递过去,他接过来,用胳膊蹭了蹭钟面,然后一口气吹掉钟表面上的浮灰。

雨还没停,巷子里的水顺着砖缝往低处流,流进路边的排水口。对面收旧电器的窗台里,那只花猫又把脑袋探出来,对着水缸沿上落的水珠子看一会儿,伸出爪子拨一下,缩回去,又伸出爪子拨一下。老周坐在柜台里,把放大镜取下来,换了一片擦镜布,在镜片上呵了一口白气,慢慢擦。他把油布往外又撑了撑,雨水“哔剥”一声砸进我脚边的一个塑料盆里。那盆里盛着半盆旧螺丝,颜色深浅不一,有的锈成了红褐色,有的还亮着新钢皮。他抬头看着我看那盆零件,动了动嘴唇,看着那盆里的水珠子,没有再接话,低头拿一块绒布,把那只上海牌手表的表面盖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