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女街小胡同在哪里｜一张老电影票找到的窄巷入口
遵义女街的小胡同，就在红军街背后那排老砖楼的夹缝里。你从大兴路拐进去，先看见一个卖炸洋芋的推车，再往前走二十步，左手边有条只容两个人侧身过的巷子，墙上钉着一块生锈的蓝牌子，上面白漆写着“女街巷3号”。问巷口修鞋的老师傅，他会头也不抬地说：“你找的是不是贴满旧海报那条？往里走，到头右拐。”这地方没有第二个名字，本地人就叫它“女街小胡同”，导航上找不到，连送外卖的都常常在巷口打电话问路。
我手里捏着的这张电影票，就是在这条胡同里的旧货摊上翻出来的。票面已经发黄，印着“遵义市群众电影院·1987年6月11日·第三场《芙蓉镇》·二楼三排四座”，票价一元二角。油墨褪成浅褐色，但边角上的检票孔还在，撕口整整齐齐。卖票给我的老太太守着一堆搪瓷缸和老式发卡，见我盯着票根发呆，用黔北口音说：“年轻时候，这条胡同可是全城最热闹的耍处。”她指了指巷子更深处，我一抬头，原来墙根砖缝里还嵌着半块磨得发亮的青石板，上面刻着一个字：舞。
去年夏夜，我在这条十米长的窄巷里站了四十分钟
晚上七点半，巷子里亮起两盏白炽灯。第一家是裁缝铺，老板娘踩着蝴蝶牌缝纫机，锁边的咔嗒声响到半夜。第二家是理发摊，一张铁椅子已经锈出花纹，挂着的白布帘被风掀起来又放下，露出里面泛黄的明星画报。紧挨着的是家卖糊辣汤的小馆子，老板在门口支起一张矮桌，老主顾们蹲在地上一边喝汤一边下象棋，棋子落在水泥台上，脆生生的。在这里站久了会发现，小胡同其实是被两栋旧家属楼挤出来的——左边是长征电器厂的宿舍，右边是供销社的仓库，两墙之间就地顶棚，搭出顶光秃秃的瓦檐。
裁缝铺的老曾今年六十八岁，他在女街小胡同里盘了二十年铺子。他告诉我，早些年这里不是卖东西的，是单位统建的“工人文化活动角”，拿家属区拆下来的红砖砌的月亮门，门口挂了块木牌：“女街胡同文化活动站”。老曾说第一回办舞会就在这儿，磁带机靠两台大山羊推的发电车供电，喇叭架在瓦房顶上，压得灰土簌簌往下掉。
“你不晓得，那阵遵义城的小伙姑娘约见面，全都说‘女街胡同口等’，一听就懂。墙上那块破黑板，用来写舞会曲目——快三、慢四、恰恰恰。有一回我抄歌单，红粉笔漏在那个‘舞’字上，日子久了渗进砖缝，后来也懒得擦，一直留到现在。”
他掀起帘子，从铁盒里抽出半张硬纸片，就是我手上的位置。裁缝铺的缝纫机还哗啦啦响着，跟墙那头的象棋叫好声混在一起。
这里每个台阶都不是对称的，脚瓷瓦碎屑拌在水泥里头
进了胡同中段，地面突然矮下去半米。三级台阶的每阶宽度都不一样，最底下一级是解放前老城的奎星楼基石，上面的红砂石得用沥青烧透才能劈开。台阶边沿整整齐齐嵌着七八枚军绿色纽扣，那是老曾当年从军服上拆下来的，用来垫桌脚，后来桌腿磨枯了就换，纽扣一颗颗落在台阶缝里，让水泥拿它们当地钉石。这时候你若是弯下腰，发现台阶侧面有一排浅孔，比手指头細一圈。
“这里每年四月总有燕子来垒窝，燕子把旧巢啄掉，就留这些小洞。”从胡同里穿过来的李姨摘下袖套，指向檐下东一块西一块的黄泥壳，那些巢早就空了。但她话头一转：“胡同底有口水井，四十年前淘洗这仨月不断水的住户都在井边铺行军被，大人提水，娃儿拿铝饭盒接屋檐水当药引。如今井是封了，井辘轳立在靠墙阴处，把手让抱小孩的摩挲得橘红发亮。”也确实，一只电镀扳手扣在工作背面，钩子拴着自行车辐条，顶头磨出一道凹线。
走进里的岔口要注意那个嵌在窗户上的角钢柜——一格一格放着零用的玻璃凉弹珠，银铺旧剪刀、缺了齿的篦子，和一把摔瘪了的铜唢呐。这些旧物不贵，也没標价，碰见对它眼神的孩子，老太太就把东西抽出来递到人手里“拿回去耍。”最年轻的物件是哪叠系六股麻绳的篮球网，社区球场拆走替换下来，被人洗干净绑在这儿。往里还有两条生锈的晾衣毛竹杆吊着白皮纸角儿，三角支架上焊着弧钢棍猜是挂铝皮水箱的，架下搁着泡桐刚劈开的引火条。
末尾尽头那間墻亮出新的痕跡——电表箱外摆了張巴浪登风木板，木板上用粉笔写着当日牌价：豆腐八毛、猪肉三块五、丝瓜两块。那把小杆秤勾着橙色秤砣，框木横梁留着包浆。它称两捆青菜、斤两冬瓜时，胡東村里的小娃子仍扒在后窗口喊“爷爷多抓一把葱哟。”
就是胡同口那台电灯的线去了零头，晚上风口边穿背心的胖子打完一盘蚝蜊掷骰大声喊我的竹叶水不收铜板。我手里的毛票闻着烟火气。井边的辘轳钩，恰恰挂住了一张没年份的的火车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