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施航空路嫖娼｜再回首，那条街巷早已换了人间
如今我站在航空路天桥下，手里攥着三把别人不要的旧钥匙。修锁摊对面那家“红玫瑰发廊”早改成卖卤菜的，玻璃橱窗里挂着猪耳朵和顺风。以前擦得锃亮的转门现在贴着“旺铺招租”，一张纸从夏天贴到冬天，边上还压着扫秃了的竹扫帚。我这把年纪，记性差，可膝盖替我记着路。这条街以前好走，砂砖人行道铺得平，后来改造，东挖一块西补一块。九十年代的头两年，我蹬着三轮车在这条路上来回跑，修锁配钥匙、修雨伞，也顺带给人换拉链。夜里收摊往家走，路两边霓虹灯像害了红眼病，一间挨一间的“按摩”“发廊”“足浴”玻璃门里透出粉红色光。二十多年过去，那些门脸大多没了，但总有人问：“师傅，你见过航空路上那些女人吗？”我见过，可说不出什么新鲜事，也没人需要我说。
老巷子，旧招牌
一九九七年夏天，我带着一套锉刀和几把钥匙坯子从恩施乡下进城。航空路还不是现在这样宽阔，两侧栽着胳膊粗的桂花树，枝叶稀稀拉拉，叶子上糊着灰尘和汽车尾气。我在邮局门口支了个摊，旁边是一个卖烤红苕的哑巴，再往前几步是修钟表的周师傅。周师傅戴一只独眼放大镜，修了三十年表，指甲盖里全是机油。他教会我认恩施城区的地图。他指着航空路中段说：“夜里过的时候眼睛放亮，看好自己的三轮。”
那是条热闹却不光鲜的街。白日里，汽配店、副食店、租碟铺子把路面占去一半。碟片店里放着刘德华的歌，喇叭开到最大，震得店门口塑料桶里的水一晃一晃。到了傍晚，天黑得早，路灯昏黄，几盏亮得刺眼的粉灯从卷帘门下透出来。那些店店门半掩，门玻璃上贴“招女工”或“诚聘”的纸签，字迹歪歪扭扭。店里通常摆一条长沙发，坐着一个涂口红打湿了太阳穴却也没涂匀的女人，面前茶几上的瓜子壳堆成小丘。男人的自行车、摩托车停在门口，也不落锁。
我曾经蹲在路牙子上吃一碗两块钱的粉条，眼皮底下就有两男人先后走进对门。附近卖烟的陈老头姓吝，人家叫他“老吝”，他一边拿圆珠笔在账本上划，一边头也不抬地对我说：“莫望那边，你望那边会惹麻烦。有人看了人家店里出来的人一眼，被打了。”
老吝是那一带最知道深浅的人。他的烟摊上挂的牌子写“五湖四海交朋友”，实际上他谁都不当真朋友。有一回城管来赶乱摆摊，他把烟盒子往编织袋口袋里一装，闪得比谁都快，那身手二十年烟龄的人练不出来。他告诉我，航空路这一段的“房租”从九十年代初就有固定价格。“不是门面租金，是打点。”他伸出三根手指，神秘地捏住一支烟屁股，用火柴点着，眯着眼呼出烟雾。
我问他：“你就没想过把烟摊搬走？这地方见得多了，心里不堵得慌？”
他看了我半天，慢慢说：“三十年前我也觉得堵。后来把这事当成风向标了，你看门口停摩托车多，我就知道批烟得进外烟的；停单车多，我就多进几包火把。你以为我是装傻，我是习惯了。”
租过一间屋，门牌八十六号
我在航空路上租过半年房，地点是八十六号，顶层。房东是个老太太，收租金时用指尖翻页码让我记准每一张钱的编号。她的儿媳当年就在街面上开了一间花店，卖的是塑料玫瑰和康乃馨，后来花店关了，儿媳跟一个跑运输的私奔了，从此没有音信。老太太每晚坐在巷口石墩上，怀里抱一只矮脚黄猫，眼睛直直地看着航空路南口的红绿灯。她女儿骂她“夜游”，老太太从不接这话。
我修锁大多去宾馆。那些老宾馆地板踩上去咯吱响，走廊尽头传出去一股消毒水混合烟味的气味。值班室接待员穿劣质西装，给我递根烟：“就是门锁锁芯卡死了，开呗。”我打开锁后，往里面灌了点铅笔粉，又抹上缝纫机油，翻来覆去试几遍，顺手拿帕子擦掉指纹。有时客人站在卫生间门口，嘴唇上咬一根屈起的烟，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我照例收价目表里规定的钱，拒绝递过来的“多给”，也不多说一句话。在航空路干了半年，我悟出一条规矩：工具不必时时锋利，眼睛却要时时生锈——该看的不看，当自己什么也没看见。其实不是看不看得见的事，这里每一扇门背后都有浓重的悲伤，但门面上永远挂着一丝残存的笑，这叫做“规矩”。
有天夜里十点半，雨下得很大。一个穿着工装的矮个中年男人跑进我摊前的雨篷下，头发贴在前额，喘着气。他问我要一把锁。我递给他一把好的，他说“不是这个”，又把手伸进怀里掏出一把生锈的铜钥匙，说“巷子那头有家老铁门，想换个锁芯”。我抬眼顺着他的手指望过去——他指的是一个没有招牌的二层小楼。我摇头：“那种地方我不修，你走你该走的，走夜路戴上伞。”
雨声里，他僵硬地朝我笑了笑，转身小跑着消失在巷口。走了十几步，他回头喊：“师傅，你也穿了好衣裳来城里，心里总有一条路，这条路走不通，换一条嘛！”后来我再没见到这个男人，也没必要打听。
钥匙摊是看台
这把锁从来不生锈的钥匙，是我的脑子。风吹日晒，雨浇雪压，二十年的日子兜兜转转，我的摊子先后挪了四个位置：先从邮局门口移到银行自助门边，又移到药房门口，末了定在天桥底下这片有荫的地方。航空路改造三次：第一次加宽，第二次埋管道，第三次重新铺石子路。路旁老店面拆了大半，那个“红玫瑰发廊”原址如今挂着“湖北土产恩施专营”，现在卖的是富硒茶和腊肉礼盒。当年夜里那些粉红灯光，如今换成一排LED白光灯，照得地上像倒了一层薄霜。
现在的年轻修锁匠都玩电子锁，不用锉刀，只拆电路板。我的旧工具箱里还留着一大挂黄铜钥匙坯，有人路过拿起来掂量一下，问：“这年头配钥匙还有用吗？”多数人就图个念想。我没告诉他们，这些钥匙坯子磨过一千四百多人家的门锁，有些钥匙是给孩子的书包配的，有些是给新搬来的租房客配的。
只有一次非比寻常。前年春上，一个穿羊绒大衣的年轻女人牵着一条狗来配钥匙。她那双眼睛我倒熟悉——以前我们在巷子里见过面。二十年前她站过的发廊门口，如今成了奶茶店。她似乎认出了我，停顿了一会儿，说：“师傅，这钥匙是配老家的老屋的门，好几年没回去了。这把锁大概锈死了，钥匙插进去也转不动。您配好了，我试试运气。”她没说哪一条街，她说的自然也不是别处。
我接过钥匙坯，在灯下照了照，齿纹磨损得厉害。我点点头，开锉刀照樣磨。打了几个来回，汗从鬓角滴下来，落到磨屑堆积的布垫上。
她说：“不急。”
我说：“我也没急。”
她的手轻轻敲着柜面那副墨镜镜腿。我坐在这儿，干的就是配钥匙这一行。水磨石柜面上放着一盒没了标签的蜂皇浆瓶子，里面插着三支铁笔。那把钥匙配好了，她那一边微微笑了一下，拿起钥匙，也没道谢，牵着狗，踩着沥青路上落了一半的梧桐叶子，向航空路北面走去。那份淡漠的熟悉，被光阴打磨得不带一点痕迹。走远了，那棵老桂花树下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我没再多看一眼，低下头，继续打磨下一把钥匙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