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村城中村100块爱情｜一顿砂锅粥和两场台风换来的
晚上九点半，我把最后一笼虾饺端给隔壁桌的包工头，转身擦桌子时，看见阿珍坐在最角落那张塑料椅上。她面前摆着一碗白粥，没动，手机屏幕的光把脸照得发青。我知道她在等谁——老周，那个在对面工地开塔吊的广西佬，每周三晚上准时来，兜里揣着一张皱巴巴的100块。在罗村城中村，100块够两个人吃三顿正经饭，也够买一段不追问明天的交情。
我在这一带开了十四年小食店，铺面从十五平方换到二十平方，菜单从只有肠粉粥粉增加到三十几个品种。看过的男女比炒过的河粉还多。城里人管这叫“城中村爱情”，我们这条永红六巷的住户不这么叫。他们管这个叫“搭伙吃饭”，或者更直白点，“100块的事”。
砂锅粥摊的规矩：钱当面点清，话不要问全
永红六巷拐角有个汕头阿伯的砂锅粥摊，支了顶蓝白条纹的旧遮阳棚，从2016年摆到现在。阿伯只收现金，找零的钢镚儿在铁皮盒里哗啦响。老周和阿珍第一次来我店里，是2019年夏天，台风“韦帕”过境的第二天。巷子积水到脚踝，他俩赤脚走进来，裤腿卷到膝盖上面，老周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泡了水的100块，摊在桌上晾。
阿伯听说了这事，特别看不惯——不是看不惯钱湿，是看不惯老周每次剩半锅粥就带着阿珍走人。阿伯说：“饭要吃完，话不能说满。一碗粥的事，非要搞出半辈子的架势。”我后来问过阿珍，她说老周付的钱每次刚好100，不多不少，多出来的车费路费是她自己掏的。明码标价的反倒干净，最怕那种掏出钱包犹豫半天、最后凑出80块的客人。
这种客我见得多。坐下去要两瓶啤酒，点一份椒盐鸭下巴，剥壳的虾肉全都夹到对面女人碗里，嘴巴说“吃多点吃多点”，结账时站在收银台前翻遍所有口袋，最后抽出一张50两张20，还补一句“零头少收点啦”。我倒不是计较那几块钱，是气不过那副嘴脸。100块的爱情在罗村城中村，首先是钱货两清的体面，其次才是别的。
发廊妹小玲的日历墙：逢周一和周四划掉
巷子中段有家无名发廊，木板门上挂着褪色的红灯笼，小玲在里面做洗头妹，一个月休息两天。她的男朋友是美团骑手，灰色工服口袋里永远插着两根充电线。两个人租了旁边握手楼四楼的单间，月租450，押一付一，窗户推开能碰到对面楼的晾衣杆。
小玲有个习惯，在发廊收银台后面的挂历上，用红笔把每周一和周四圈出来。那天她男友会提前收工，带她去罗村市场买半只烧鸭，再到我店里要两份煲仔饭，加一个窝蛋。烧鸭28，煲仔饭两份36，窝蛋2块，剩下34块，他们收进床头柜的饼干盒里。这个饼干盒他们存了八个月，换成一部二手小米手机——男孩的屏幕碎了，一直舍不得修。
我看过那部手机，屏幕裂成蛛网状，但壁纸是两个人的合照，在千灯湖拍的，背景的摩天轮亮着粉紫色的灯。男孩跟我说，他不喜欢“100块爱情”这个说法，因为能算得清的都不是爱，算不清的才是。
小玲骂他：“算不清的那叫糊涂账。100块就是100块，我能记住每一顿吃的什么菜。”
公交站LED屏下的时间差和蟑螂药
每天晚上十一点半，罗村公交总站最后一班南干线发车。站牌旁边的LED屏滚动广告，隔三差五播那条“出租屋防火防盗”通告。等车的人不多，有一个穿橙色工装的女人，蹲在台阶上吃茶叶蛋，吃完把蛋壳装进塑料兜里，塞回自己的帆布袋。
那是阿红，在旁边的棋牌室做收银，男友是开网约车的江西人。两人几乎见不到面——男友白班跑16小时，阿红上夜班，凌晨两点回家时男友已经睡下，枕头边放着饭盒，里头是一份煎饺和巧克力味的彩虹糖。她冰箱里永远囤着三盒蟑螂药，每盒12块8，她在超市比过价，城中村里的便利店贵一角五。
100块在罗村城中村，可以是一个男人把生活标准从“填饱肚子”降到“留半个胃给另一个人的夜宵”。煎饺5块一盒，彩虹糖3块5，饭盒算起来总共不到10块钱，但他们之间的账本却细到每粒米。那年春节阿红没有回家，男友也没跑车，两个人把整条永红六巷走了个来回，从凉茶铺走到修表摊，路过肉菜市场的水产区时她指着咕咕叫的牛蛙说，这个多少钱一斤。男友答非所问：“我打算下个月换个夜班，跟你对着上。”
拆迁公告贴出来的那个下午
今年三月份，巷口老榕树上贴了张拆迁摸底通知。我那天的收银机打出2万8千多流水，比平时多了四成——很多人来吃“上个月那顿没吃完的饭”。阿珍和老周也来了。老周点了蟹黄粥，小份，98块。阿珍加了份炒米粉，8块。加起来正好106。老周把那张找零回来的2块币放在她面前，说“零头给你搭公交”。
阿珍坐着没动，过了两分钟，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旧的100块，边缘有被水泡过的卷曲痕迹，2019年那一张。她用那两张纸币，买走了我店里一张挂在墙上的褪色年画，画的是一尾红鲤鱼和一个抱大白菜的胖娃娃。她卷画纸时很仔细，不让折痕压到鱼尾。老周坐回座位，自己把剩下的粥底喝光了。那是他第一次一个人坐在我们的位置上没说话。
店门外有人在量墙，那个年轻人把激光测距仪贴在我店招牌的锈迹上，按了三下，屏幕上跳出一个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