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新县老车站附近小巷子｜赶车歇脚二十年的一碗热汤
“李师傅，您这补胎的手艺，跟这老车站岁数差不多大吧？”修自行车的年轻人蹲在路边，嘴里叼着半截烟，拿扳手敲了敲车圈。
我没抬头，用锉刀蹭着内胎破口：“车站拆了重建那年我来的。一九九七年，你还没出生呢。”胎上一道两寸长的口子，得贴两层补丁。安新县老车站附近小巷子的风一年到头不停，刮得人脸上起皮，我在这儿守了二十来年，就靠这双手混口饭。
“得嘞，您慢慢弄。”年轻人站起来，往巷子深处走了两步，回头喊，“那我去老李头那儿喝碗豆腐脑，您要带一碗不？”
“老李头今儿没出摊，昨儿他儿媳妇生孩子，回白洋淀边上了。”我说话的工夫，内胎补好了，拿气筒打满气，“你往巷子西头走，水果摊旁边那个卖焖子的，新来的，味道倒还行。”
早班的锅灶
安新县老车站附近小巷子，早上五点就有动静。跑保定和北京的班车六点发第一趟，赶车的人嘴里呵着白汽，脚底下踩着碎煤渣，一路小跑。巷子口那家卖驴肉火烧的，案板上的肉还是温的，掌柜的刀工快，手起刀落，肉片薄得透光。
有个常客，是县剧团退了休的拉弦师傅，每回赶早班车去市里看孙女。他总要一份焖子夹火烧，多要一勺蒜汁。“小伙计，蒜汁多搁，咸菜不要。”老琴师牙口不好，焖子得炖得软糯，他用舌头一抿，腮帮子上的褶子都展开了。
焖子摊主姓赵，头上那顶毛线帽从入冬戴到开春，帽檐上油亮亮的——安新县老车站附近小巷子的老食客都知道，那帽子是他擦锅铲用的。他不爱说话，只顾着翻锅。白薯粉浆在平底锅里滋啦响，边缘起一层焦黄的脆皮。有老客嫌他焖子咸，他却只说一句：“咸了才经饿。”
“赵师傅，今天多要一块，我闺女考上了县一中，高兴。”邻街摆烟摊的刘婶站在灶边，手里攥着五块钱。赵帽檐下“嗯”了一声，铲子一翻，多给了半勺。
午后的闲时
午后两点，班车发完了，安新县老车站附近小巷子冷清下来。阳光斜照进巷子，地上砖缝里钻出几根草，被风来回吹着。我在修车摊前的马扎上坐下，拿了张旧报纸垫膝盖上，开始拆一个放了半个月的旧轮毂。
这个轮毂是前面汽修厂的小刘送来的，说是从一辆报废的面包车上卸的，让我看看还能不能修。我用卡尺量了量，失圆两毫米，要是校正好，换两个轴承还能用。这活儿费工夫，赚不了几个钱，但我不嫌，手艺人最怕闲着。
街对面有两家挨着的门脸，东边卖劳保用品，西边卖彩票。卖劳保的老张头有个习惯，每天下午三点准时搬个小板凳坐到门口，看巷子里的人来来往往。卖彩票的小媳妇有时跟他搭话：“张大爷，看您闺女又给您买新褂子啦？”
“嗯，那丫头非得给我买，这么素的颜色，哪有那件藏青的耐穿。”老张头嘴里谦虚，脸上却笑出了褶子。
我听着他们闲扯，手里的活不歇。校轮毂要用锤子垫着木块一下一下地敲，急不得，使猛劲容易把金属敲出裂纹。巷子里风一吹，敲击声传得老远，像钟摆一样有规律。
入夜的灯
天擦黑的时候，安新县老车站附近小巷子又活一趟。从保定回来的末班车停了，下来几个乘客，拖着箱子往巷子里走。卖焖子的赵师傅收摊了，换了一家卖烤串的。炭火一架，烟往天上蹿。
烤串摊子的老板以前是开大货车的，跑长途干了十年，后来腰不行了，就在这条巷子里架了个炉子。他烤的板筋不塞牙，是拿啤酒提前腌过的。晚上吃串的大多是车站附近的旅社老板，还有跑夜班的出租车司机。
“老李，你那辆夏利门把手上次焊的地方又裂了，今儿趁晚给你修修？”我锁好工具柜，冲正蹲在路缘石上吃板筋的司机喊了一句。
“先吃两串再说。”他递过一把带着孜然香的肉串，“晚上凉，堵个热气。”
我没接串，从口袋里掏出手电筒，往他那辆缺了个后视镜的夏利走去。车门把手上有道裂缝，用焊枪补补，能再撑个把月。
焊花亮起来的时候，照亮了巷子墙上写着“拆”字的一块白墙，底下还有一行粉笔字，字迹歪歪扭扭——“收旧手机，洗衣机，电视机”。粉笔字已经褪了大半，显见是写了很久的，也不见人来清。
焊完最后一个点，熄了焊枪，我把手电筒关掉。远处车站售票厅还亮着一盏灯，透过梧桐树的叶子洒下来，落在地上斑斑驳驳。烤串摊老板正把一摞铁签往水桶里泡。
风又起了，卷着炭火的焦味和焖子的蒜味，往巷子更深处走。那儿还有一盏灯亮着，门口的牌子上写着“修补衣物”，钩着一件大爷的旧棉袄，在风里微微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