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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义市顶效附近有卖身的女士吗｜瓦刀敲了二十年的回答

“卖身”两个字，这些年听得越来越少。我带过的十几个徒弟里，最年轻的小赵，去年在顶效街上帮人贴瓷砖，遇上个外地来的包工头，开口就问“附近有卖身的女士吗”。小赵愣了半天，指着对面卖糍粑的摊子说：“那边有个大姐，卖身粉，一块五一碗。”包工头脸一红，摆摆手走了。小赵后来跟我说这事，我在脚手架上半弯着腰，灰浆桶挂在铁钩上晃，笑了好一阵。

我在顶效做了二十来年泥瓦工，从木头梯子换成铝合金人字梯，从手拌灰换成立式搅拌机。这地方姓“卖”的买卖，我见得多。1997年刚来的时候，顶效还没通柏油路，从兴义市区骑自行车过来，要淌过马岭河的一条支流。那时候街面上只有三家店，卖化肥的，卖烧酒的，还有一家理发铺——谭四娘开的，两把推子，一把剪刀，墙上挂着一面缺了角的圆镜。

谭四娘五十多岁，人瘦，手劲大。她白天理发，傍晚收拾完碎头发，就把镜子摘下来擦一遍。有天我收工早，蹲在她门口抽叶子烟，看见两个穿着花衬衫的男人站在街对面，朝她指指点点。其中一个走过来，操着广东口音问：“阿嫂，这附近有卖身的女士吗？听说你们这边……”谭四娘头没抬，拿推子对着他的裤脚比了一下：“有——你往前走三十米，左拐，王屠户家那把杀猪刀，卖身不是，卖杀，一刀两断。”那男人骂了句神经病，走了。

后来我才明白，1998年到2002年，顶效附近确实有人“卖身”——不过是卖发丝。有个叫杨秀芬的女人，从镇宁那边来，租了谭四娘家隔壁半间屋，专门收马尾辫。她骑一辆凤凰牌自行车，货架绑着个大竹筐，走村串巷。有时候一天能收五斤头发，洗，晾，分成三六九等，用红塑料绳扎成小捆，寄往广西的假发厂。我帮她改过两次货架，用角钢焊了四个卡扣，活干得牢，她送了我两包黔西南的苦丁茶。她说：“秀发就是女娃儿的第二张脸，我干这个叫卖发，不叫卖身，一字之差，差着天远地远。”

杨秀芬那年四十二岁，左边眉毛有颗黑痣，说话带着桂黔交界处的口音。她收头发有个规矩：不估重，只看长度和光泽，用一把竹尺卡着量，二十厘米起步，三十厘米加价，达到腰际的，每斤按猪肉价钱的三倍算。她从不问女娃卖发的原因，付完钱就走。有一回，她翻过顶效背后的狮子山，到一个叫杉树林的寨子收了一大捆头发，回来淋了雨，发潮，太阳底下摊开晒晒，满街都是皂角儿的味。有个过路人问这是不是“卖身”，杨秀芬连眼都不眨：“是卖身——这捆头发之前是长在人身头上的，我收的就是人身那截，认真算起来，可不就是卖身？”那人被绕得无话，走了。

那时顶效街上最见不得“卖身”俩字的，是陈贵清，一个修锁配钥匙的。他天生聋了一只耳朵，做事较真。1999年夏天，镇上有两个年轻女人夜里站在桥头拉客——站了半个月，等不到一个问价的，倒是淋了两场暴雨，发了高烧，其中一个叫小翠的，捂着腮帮子来陈贵清这儿配钥匙。陈贵清一边锉钥匙一边说：“你干这个行当，比我们锁匠还不牢靠——钥匙坏了能重配，人呢？你跟错了人，钥匙孔插错了，一辈子别想把自己打开。”小翠没接话，拿了钥匙，第二天高烧退了，第六天背着一只旧皮箱上了开往贵阳的长途车，之后再没回来。

离顶效煤场两百米那条横街，2005年以前有家“阿隆旅社”。旅社二楼挂的牌子是“收废铁、铝线”，底楼却摆着两张折叠床——有人临时住，也有人临时做“活路”。阿隆不姓隆，姓刘，广东佛山人，邋遢，但极少开口。我给他修过一次二楼漏水的天花板，掀开石棉瓦一看，底下塞着好几捆旧毛衣标签，还有一张手写的纸条——“无衣不卖，有人不卖身”。后来旅社拆了，阿隆回了佛山。去年我上兴义买房，中介领我去看一个二手房，进门看见厨房台上摆着那把螺丝刀，认出来，是当年我落在阿隆旅社货架缝隙里的那把，真不趁手，却莫名沉。

做手艺这行，最忌讳把“卖身”挂在嘴边，但天天都有人为一口饭吃把命搭在钢架上。我这里说的不是女人。我这二十年，翻过大大小小二十多处屋顶，绑过梁底铁（说错了，是绑扎地梁钢筋），见过木板跳下方四米高的深沟，旁边摆着一只白口瓷碗，里面半碗白粥已经结皮。站在高处往底下瞅，有时我想，这架子边上的平安绳，和我们这代人的命一样，看着没人说话，一旦绷紧，只能靠那三五股绳索兜住。

2016年秋，一个四十岁的四川雅安男人，修防盗窗时从六楼窗台滑倒。我得闲，赶过去帮忙抬担架。他肋骨怼断了两根，嘴角那抹血沫顺下巴流下来。递水给他的时候，他说了句至今难忘的话：

“哥们儿，人这辈子，最怕的不是卖力气，是力气有价，人能论斤称的时候——被人指着说卖了 ，还不敢还价。”

手艺变了，人没变

今天再有人问我“顶效附近有卖身的女士吗”，我一律敷衍。真正问这句话的人，十有五六不是来找人，是找一个跟他们兜里钱对得上号的黑影。我可以不回答，但不能指错路——这是我在顶效立下的规矩。

杨秀芬的头发摊收了，谭四娘的推子早收了，阿隆的旅社拆了，小翠再没回过顶效。

上个月我在开发大道帮人砌围墙，对面新开张一家包子铺，卖身菜包——不是“卖身”，是“素身”，纯蔬菜馅儿，白菜、豆腐、粉丝，一块二一个。老板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耳朵上扎了七八个耳环。她问我砌墙一天多少钱，我说上午脚手架上两百五，她说，那你不如我这包子，到中午我能卖两百九。我笑，说了句，那你这是“卖身”比我值钱——她愣了一下，懂了，扔过来一个热包子堵我的嘴。我掰开一看，粉丝发得白亮，漂着大拇哥细的葱叶。

下午太阳快落山，她收摊数钱，那把竹笤帚竖在黄色推车旁边。我拿铁镘刀收工，沾了一手砖屑。隔壁商铺一只橘猫跳上墙头，对着包子铺方向“喵”了一声，再没蹦下去。谁也没接它，它就蹲在那儿，尾巴尖一垂一抬。

风正从马岭河那岸边吹过来，吹得水泥袋角“嗒嗒嗒”地拍着货架。我一屁股坐在还没凝固的墙根下，把那半截苦丁茶放进嘴里嚼。苦丁茶的回甘浮到舌根，才看见对面那排新盖的商品房二楼窗口，有一只银灰色不锈钢晾衣杆，空着，一根衣服都没晾，在黄昏的光里晃成一道细长的亮线。砖缝里的灰浆渐渐发干，我跟姑娘摆了摆手，说句“明儿见”。她应了声，正低头核对微信收账，和百元钞的稜角分明处，有一缕下午没散净的余温，攥在她还年轻的手心里。我起身拍了拍裤子，脚下那块碎砖受了力，翕动了一下，停在那儿，谁也没踩它，它就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