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口镇不正经的地方｜老编辑带你找镇子里的野生乐趣
现在你去问汤口镇的年轻人，哪里最好玩，他们十有八九会指镇南那排旧厂房。红砖墙裂着缝，铁皮门锈出洞，门口挂一块白漆木牌，写着“汤口综合市场（筹备中）”。这牌子挂了多少年没人记得清，筹备的事倒是黄了——里头早被几拨人改成了旱冰场、台球厅、旧书摊和一家卖烤串的小馆子。汤口镇最不正经的地方，就是它。从傍晚六点开始，旱冰鞋的铁轮子碾过水泥地的声音，吓得巷口的野猫窜上房顶；烤串的烟从窗户缝往外钻，把“筹备中”三个字熏得发黑。夜里十一点，灯光全灭，只剩门缝里漏出几缕烤肉味，混着隔壁录像厅循环播放的港片对白。
这地方出名，是2009年前后的事。那会儿镇上的老电影院拆了，年轻人在街边无所事事，有几个胆子大的，撬了厂房侧门的锁，推着废旧木板车进去，轮子卡在砖缝里，拖了两天。后来在里头摆了四张台球桌，桌子腿垫着砖头，球杆是从旧货市场收来的——有的杆头裂了，缠几圈电工胶布继续用。开张头个月没招牌，门口放一块纸板，上面用粉笔写着“单人两小时五块，办月卡送袜子”。那袜子是厂区附近倒闭的袜厂剩货，白底红边，每双都印着“汤口精气神”，字歪歪扭扭的。说来也怪，这地方成了气候，倒不是因为台球桌，而是因为一个叫张永平的人。
张永平是汤口中学的化学老师，四十来岁，头发稀，戴一副塑料框眼镜，常穿一件洗秃了领口的蓝衬衫。2009年秋天，他搬了两箱旧书进厂房东边的角落，箱子是装饼干的马口铁罐，打开一股樟脑丸味。书是镇上几户人家处理掉的连环画、过期杂志和旧课本。他拉了一条电线，吊一盏60瓦的白炽灯泡，支一张折叠桌，就开始出租书了——一天三毛，押金两元，退还书的时候押金原样给，但少一块，因为要扣“磨损费”。有细心的学生算了账，押金两元退一元，里外里租一天书实付一块一，比台球贵。但张永平的摊子隔三差五换书，他在书页间隙夹纸条，上头写着某个日期或一个地名，比如“1997年5月12日，屯溪人民电影院，第二排”。纸条没头没尾，看的人一头雾水，但这成了汤口镇不正经的地方第一桩悬案。
我最早去那儿是2012年夏天。高考完的傍晚，朋友拉着我去厂房，说是“镇上新开了一家不正经的夜市”。彼时旱冰场已经圈出来了，铁皮包着木头围栏，地面刷了一层绿漆，裂得跟蛛网似的。旱冰鞋码数不全，最大到42，男孩子们只能穿皮鞋上阵，脚后跟磨得生疼，但摔倒是真不怕——水泥地上铺了半厘米厚的旧地毯，踩上去拖鞋底都要粘，但膝盖落地不疼。旁边台球厅的墙面贴着“禁止大声喧哗”，但总有人叼着烟，用杆头戳天花板，戳下一块白灰，落在桌上。那是我第一次见张永平拿个笔记本坐在书摊边，不看书，看人。他后来跟我搭话：“你是不是屯溪中学来的，你校服裤腿卷太高。”我当时觉得这人莫名其妙。
真正让这个不正经的地方有了正式说法，是2015年冬天。张永平在书摊旁边开了一个“汤口镇日用五金修理铺”，其实就一张长条凳、一把铁锤、一罐螺栓和几片砂轮片。镇上人家里的电水壶、电风扇、微波炉，坏了他都接，修不好不收钱，甚至倒贴零件——他收零件费按废品价，拿不出来就不收。那会儿厂房里头旱冰场停了，因为地垫磨穿，铁轮子刮得水泥地吱吱响，向物业举报了两次。台球桌挪了位置，靠在北墙，剩下两张。烤串摊换了好几任老板，最近的师傅姓刘，以前在镇上办过红白事，颠勺的手势还能看出当年端蒸笼的惯劲。他就一个毛病，火候忽大忽小，烤的鸡翅有时候皮脆有时候焦糊，但从来不怕食客挑——他挨桌认人，认准了下次记着对方口味，葱花香菜放多少，全都写在一张皱巴巴的烟盒纸上。
后来厂房墙上多了一块黑板，是粉笔写的菜单，字是张永平的笔迹，每道菜名下面标价格，但价格经常被他用湿抹布擦掉重写，因为隔壁部队退休的周大爷按季节送米送面，钱有时收有时不收。周大爷是这处不正经地方的常客，他来了就坐在旱冰场围栏边上，膝盖上摊一本老黄历，用毛笔补写节气，谁也没问他写这个干嘛。2018年春天，周大爷去世了。张永平把那本黄历收进书摊的铁皮箱里，压箱底。没人问要那些纸条做什么，也没人问张永平为什么还守着那个修不了几件电器的铺子。
不正经里的正经规矩
这地方没有大门，靠一条窄巷子进出。巷口挂着一面反光镜，是镇上环卫工闲置不用的，他们轮流盯着进出的面孔，不戴口罩不给进——疫情那年，这也是极少数没封死的场地。平时规矩多且怪：不准在台球桌边吃烤串；旱冰场上不准站着不动超过三分钟；书摊借阅期限没有上限，还书的日子由借书人自己定，日子长得像话的就免掉押金。张永平定了一条铁律，写在台球桌边的墙上，用粉笔刷了一道：
“在场内说闲话可以，说‘没意思’不行。觉得没劲，自己去门口槐树下搬一块砖进场里坐着，坐到天亮。”
——2016年7月写，至今没擦。
大多数规矩是自然长出来的。烤串刘师傅的炉子边上，摆了一罐子干辣椒，是镇上主妇们换菜攒下的，谁加辣谁自己去罐子里舀，别问。台球厅那个头顶的灯泡，坏了就有人摘下来换新的，有人问谁买的，没人答。旱冰场的旧地毯卷起来放在墙角，有人喝多了酒就去躺上十分钟，醒了接着上场。大家心照不宣，这种不讲究不拘束的劲儿，比按规矩收费的场所敞亮。
柜台后的日子
现在张永平的书摊搬了个方位，靠着那扇钉着木条的窗户，光从缝里漏进来，正好照亮他那本摊开的笔记本。他还在抽屉里存着那罐樟脑丸，用旧报纸包着，有时候看书的人闻到味儿，咳嗽两声，他头也不抬地扔过来半包薄荷糖。去年秋天，一个穿运动服的年轻人来，拿了三本旧《收获》杂志，借阅日期填的是“下雪前”。年轻人走后，张永平用小纸条夹在杂志第四十六页，写的是“汤口镇火车站旧址，第三根柱子，往东十步”。还是没人看懂，但也就这样抄在本子上。
上周末我去那逛了一圈，旱冰场已经彻底废弃，围栏拆了一半，剩下的铁皮铰链锈成硬块。台球案子剩的一张，绿呢子破了个洞，洞眼用胶带补着，但球滚过还是颠簸。没人管，倒是有人专门把球停在洞口，然后一根杆子轻轻捅过去，球不出洞，卡在里面转几圈，大家笑一阵。烤串摊的烟囱重新接了一段，烟比往年淡了，刘师傅的孙子今年上小学，他周末带了作业本，就趴在台球桌沿上写作业，写一会儿，抬头问刘师傅“爷爷，这个‘郊’字怎么念”。刘师傅用铁签指了指旁边的旧招牌，招牌上“筹备中”三个字重新描了两层黑漆。
我往巷口走的时候，张永平正拧一盏旧台灯，黄铜座、罩子有个瘪坑。灯泡忽明忽暗，他拧了一把，亮了。他抬头看我，说：“你去年说想找汪家老三的竹马竹马线，那个竹马杆子在施工队仓库里堆着。我昨天去看了，杆还在，绑竹叶的铁丝松了，用红绳可以重新绑。”我没打算找什么竹马，但鬼使神差地说，行，下次来看。他点了点头，把台灯搁在铁皮箱上，灯罩的阴影正好覆盖在纸条堆上。外边巷子里有人喊“刘师傅——再烤十个脆肠”，烤架传来噼啪响，油烟顺着门框往上爬。我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那块木牌在灯影里微微晃了一下，上面的字又糊了一层，像从来没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