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城约妹玩｜一张旧舞票牵出的周末烟火
我翻出那张压在玻璃台板下的舞票，1998年3月14日，新光舞厅，票价五元。票根上印着“同城约妹玩”的红字，已经洇成淡粉色。那年我二十四岁，在纺织厂三班倒，周末最大的乐事就是揣着这张纸，去中山路骑二十分钟自行车。
新光舞厅在工人文化宫二楼。楼梯口挂着一面大镜子，每次上去都要对着镜子整整衣领，抹一把额头的汗。三楼转角卖橘子汽水，玻璃瓶装的，一毛五一瓶，押金两毛。那晚我买了四瓶，两瓶给同去的阿强，两瓶预备着请舞伴。
舞厅里的规矩
进门先买票，撕掉副券，票根自己收着。墙上贴着“女士免票入场”的告示，歪歪扭扭的毛笔字，底下落款是保卫科。我攥着票根在舞池边站了十分钟，才看见小芳从职工宿舍那头过来。她穿一件鹅黄的薄毛衣，头发刚烫过，卷得不太自然。
那会儿约人跳舞有讲究：先请慢三，对方起身就算答应，不说话也不恼。要是连着跳两曲，中场休息就递橘子汽水。小芳接过汽水的时候，手指碰了碰瓶身，说了句“冰的”。我赶紧说“刚买的”，她笑了笑，没再搭腔。
阿强说我傻，汽水应该提前半小时放进水池里凉着。我没理他。下一曲是快四，小芳说脚酸，坐到墙边的折叠椅上。我站在三步远的地方，假装看乐队调音。萨克斯手叼着烟，试了两个音，朝台下比了个手势。
那晚一共跳了六曲。最后一曲是《友谊地久天长》，灯光调成暗紫色，有人从口袋里掏出小镜子整理头发。小芳说她要回宿舍了，明天早班。我送她到文化宫门口，路灯底下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她回头说了句“下周还来吗”，我点头，她转身走了。
票根上的另一面
后来我攒了二十多张票根，红的蓝的黄的，都用橡皮筋箍着。1999年新光舞厅改成了录像厅，票根上的字慢慢褪色。我又去过几次，卖汽水的柜台拆了，改成卖烤肠和爆米花。
这回事在厂里传得快，班组里几个小伙子都学着去舞厅。有人带了笔记本，记下舞伴的名字和工号，像记考勤一样。但我不记那些。我只留票根，每张票根背面用圆珠笔写个日期，凑成一个月，就知道下个月哪天该休息。
2003年文化宫翻修，舞厅彻底没了。我在旧抽屉里翻出这摞票根，橡皮筋已经断了。最后一票根是1999年12月31日，那晚放的是《难忘今宵》，乐队在台上说了三次“新年快乐”。小芳没来，听说她调去了分厂。
阿强后来跟我说，他最后一次去那地方，是帮表哥搬家。表哥住在文化宫后面的家属院，从窗口正好能看见原来舞厅的位置。窗户封了，挂着“文化培训中心”的牌子。楼下停着一排电动车，有个穿校服的男孩蹲在台阶上写作业。
我把那张1998年3月14日的票根抽出来，对着光看。背面除了日期，还有一个潦草的“芳”字，不知道什么时候写上去的。墨水渗进纸纤维里，像是从纸上长出来的。票根边缘卷起毛边，折叠的地方裂开一道细缝，露出内层发黄的纸浆。
“跳舞的人散了，票根还在。”阿强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坐在他家阳台上喝啤酒，楼下夜市正热闹，有人用喇叭喊着卖烤串。
我问他后来还见过小芳没。他说见过一次，在菜市场，她推着婴儿车，买了三根黄瓜。他没好意思打招呼，绕到另一个摊位买了把韭菜。我们都没再说话，碰了下啤酒瓶。
那张票根现在我又压回玻璃台板底下，旁边压着儿子期末考试的奖状。他前两天问我这是什么，我说是以前看电影的票。他“哦”了一声，低头继续玩手机。台板玻璃有一道划痕，正好穿过票根上“同城约妹玩”那几个字，像是把这句话分成了两截。
窗外的路灯亮了，楼下有人喊“收旧书旧报纸”。我听见楼下铁门开合的声音，接着是自行车链条哗啦的响动。玻璃台板反着光，票根上的红字在灯光下显得更淡了，像一层薄薄的胭脂。我把台板擦了一遍，又放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