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高女嫖在哪里｜文澜江畔问旧俗
沿着文澜江往东走，过了西门桥，巷子窄得只能容一辆三轮车通过。我拉住一位挑着空竹筐的阿婆，问她“临高女嫖在哪里”。她放下担子，用袖子擦了擦汗，指着巷子深处一处灰瓦顶的老宅：“那边挂着红布帘的就是，不过现在没人叫女嫖了，都叫‘船屋’。”
上午十点，阳光斜着穿过骑楼的阴影。我数着门牌号走过去，老宅的木门虚掩着，门楣上新刷的蓝漆底下，隐约露出旧时刻下的一道横向凹槽。
先看了门前的石阶
石阶一共七级，每一级都被磨得发亮，中间凹下去一指深。门槛右侧嵌着一块青石板，上面凿着粗体的“林记”二字和一枚船锚图案。八十年代这里前的住户姓林，开过修船铺。
门框上挂着的红布帘已经褪成淡粉色，边缘有细密的锁边针脚，不像是机器缝的。旧时的女嫖指的不是妓馆，而是妇女结社轮值守夜的棚屋。当时江上渔船多，男人一出海就是半个月，留守的女人便按船队划分，每晚轮班在这屋里看护渔网和工具。久而久之，外来的货郎把这个地方称作“女嫖”，意为女人聚拢过夜之处，跟“嫖”字的另一层意思毫无关联。
阿婆后来告诉我，她婆婆年轻时也在这里睡过几年。木屋里头靠墙砌了一排通铺，铺上铺着稻草编的厚垫子，每人占一尺半宽。值夜的妇人带着自家最值钱的东西——银镯、布票、刀剪——锁进墙角一口铁皮箱。钥匙挂在门后钉子上，谁最后进屋谁负责锁门。
木屋前后挪过三次
这座老宅不是原址。我站在天井里四下看，柱子根部的柱础石还留着搬动的擦痕。林记修船铺的孙子，现在六十多岁了，他坐在矮凳上修一把藤椅，头和我说起来。
“我记事起这屋子就在这儿。再往前听说是在江滩上，每年汛期要拆了重搭，木板上来回扛。后来江堤修高了，才挪到岸上。”他放下锥子，往屋角努努嘴，“那根横梁上还刻着几次搬家的时间，都是我太爷爷用刀尖刻的。”
我走过去看，横梁上确实有一排歪斜的刻痕，年久氧化成了深棕色。大概是“六二”“七五”“八九”三个年份。每道痕下面还刻了一条短短的波浪线，他拿手比划：“一道波浪线代表那年涨水到了哪个位置。”
屋内正中有个地灶，如今填了土，改成放杂物的台面。地灶边上立着一尊盐罐，釉面掉了大半，罐口缺了一角。盐罐底下压着一张泛黄的纸，上面写着七八个女人的名字，墨迹被水洇过，模糊不清。那是最后一批守夜人的名单。
红布帘底下的物件
掀开红布帘，里屋更暗。靠墙的竹筐里收着几件旧东西：
- 一副绑了细麻绳的竹签，是当年结社计数的工具。每家插一根，轮完一夜拔掉一根
- 半截蜡烛，硬得跟石头一样，上面长了一层白霜
- 一个铁口哨，孔眼被油泥堵死，吹不出声了
- 几片粗陶瓦当，从旧屋屋顶拆下来的，边缘刻着姓氏笔画
林师傅说这些东西本来要扔掉，他老伴不让。“不是留个念想，是怕后辈人问起来，我家连个物件都拿不出来。”
问他女嫖这块地儿什么时候彻底撤了，他想了想。八十年代后期，渔船装上对讲机，出海的周期变短了，女人们不用再挤在一起守夜。棚屋先拆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改成了街道的防汛工具间，再后来租给一个补鞋匠，最后就空了。
巷尾水井边的闲话
出了老宅再往东走，巷尾有一口八角井，井圈子用麻石垒成。几个妇人蹲在井边洗菜，水声哗哗的。我蹲到旁边，问她们还晓不晓得这附近有叫“女嫖”的地方。
穿粉色围裙的那个先笑了：“啊呀，你说那个破屋子？早拆了三年喽。现在地基上都长了草。”
另一个挑起一片菜叶：“门口那棵番石榴树还在。”
“树也挪走了。”穿粉围裙的拧干菜叶，“挪到河堤边的公园里去。移栽那天来了辆吊车，树根上全是当年系绳子的勒印。”
我起身往河堤方向看。公园那侧新铺的砖路亮得晃眼，一棵番石榴树孤零零立在人造草坪边上，枝头挂着几颗青色的小果子。风吹过来，树叶子翻了个面，露出背面的暗绿色油光。老宅门口的那片灰瓦屋顶，从这个角度只能看到一角和半截红布帘的布边，在竹竿上紧紧地卷着，像是被风吹过的，但是没动。井边一个光脚的小孩蹲在地上，拿着树枝画圈，把一只蚂蚁圈在里面。蚂蚁慌乱地转了十几圈，终于绕着树枝画出的缺口逃了出去。小孩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画新的圈。他没问我是来干什么的。井水晃着树影，水面皱了一下又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