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卖淫女｜一张当票与古城门外的冬天
账本最底下压着这张当票，纸张发黄，边上让虫咬出个月牙形的豁口。民国三十七年腊月，楚秀街那家“永昌当”的票面上，写着活当一件棉旗袍，当本三元。当票背面有人用铅笔划了几道杠，数字歪歪扭扭，全是对不上的加减。我把这物件翻出来时，上面还夹着半根女人的发丝，也黄了，软塌塌的，像秋天老死的草。
那阵子武昌的旧城墙根底下，住着不少从河南溃退下来的兵眷。有些女人沒等来最后的家书，就在巷子口挂起了半截蓝布帘，这是老辈人懒得说破的暗号。小街到半夜亮着特别亮的灯泡，钨丝嘶嘶作响，白得刺眼，老长一段时间里，附近的武汉卖淫女管那叫“吊白肉的灯”。灯下一坐就是整夜，冷风吹得人脚后跟皲裂，她们往炉灰里埋两块煤砖，火星弱得连一根烟都点不着。
我跟这些女人做过几回买卖。不是她们身体上的出入，我从不管那档子闲事——我卖我的炸臭干子，隔壁花楼街的嫖客散出来，总得有个下酒的地方。冬天生意最好卖的是藕汤，她们几个人合着推给我一只黑瓦罐，罐沿缺了个口，说是存了大半年的开支钱换的猪排骨，托我下夜宵的当口多搁两个红枣进去。农历冬月二十七那天凌晨，外头月亮冻得像姜片薄辣透着血色，当棉袍的那姑娘——衣裳上是滚过三道波浪边的玉白色——颤着嗓子对我说：“老板娘，这码布票和毯子算是抵押，你把罐子还我。”
一盏白糖水换一个来历
当票和空罐子一同塞在柜台夹层里，罐里的红薯碎屑生了黏腻的白毛。第二天她没来，第三天巷子口轰轰烈烈过队伍，有人喊“又封掉一间”，接着捆棉被的绳子横七竖八落了满地。那姑娘的小蓝布帘再没见过，只留这张票。后头又过了不到十天，一个扎孝带的男人登门来讨“几斤温的天”买了汤，他跟旁人咬半耳朵说这个季节最贵的两床被褥全在棉袄包裡趁夜色沿河水带走了。我没说破当票和发丝的事，那男人自己蹲在门槛外头抽黄烟，鼻尖冻得木红，等他叹气重复“到汉口去做正经活儿”这句话说了两遍，烟灰被他弹得快拽断了。
倒不是我对她们的营生有多心软。你做小生意的都晓得，这是片水地，有名有姓的门头开一两晚上就改换招牌，白日关门，黄叶纷至沓来。她们比我好，过冬要起身不过一张巴掌大的纸条去换三块现钱。永昌当林掌柜有次多打趣一句：“你这店里天天消毒锅气味，哪有聘那些大嫂的财偏呢。”他把“卖”字卷回舌头尖上是买卖单数,而我在账簿顶写「武汉卖淫女」专页，从每碗红汤的浮沫看一个冬的世相沉沉。
“一块钱半条命，”那女人交来青色料染的肚兜裹一卷老半夏时，冷呵呵讲：“比码头扛包轻松，坏就坏在天没收好光就被放电影的人撞在后巷。”
烧账和添汤的不同时辰
腊月根前我又扫出一件落衫藤箱，弹簧锁早已发涩合不拢口，指尖碾碎数片旧蝶纽纽形纽扣。卖盐水鸭的张老二说长江船客曾在宝通寺路洒过法国蜜饯的包装纸，那几日巡警扫密巷堪比晒发草的谷场扫得一干不可二净。可总有些低矮屋檐熬一羹的杂什水汽滚烫稳住魂的“哨”，是米汤亦藕粉皆酸兮兮的。更深夜透我从大蒸笼揭开团雾提起见两嘴微张着往柱白糙面窜的大蓝布钞——空半层抽斗里有数行细长指印，不像手上抹膏的小媳更有风天掏冷风的关节——显然摸进钱箱翻揉后因张不开眼认错了东西，布角连带挂破裁票的一包十四炷线香。
我谁都没告诉当票上的“法币三七”废了大半子儿。那个女人从没来取过件袄子，后来有人说汽车加气站附近见过拿搪瓷底敲煤核出身的清瘦样身影，讲人清瘦得更像扯万宝路烟纸的蒿草。旧衣胎是上海阴丹布玉碎的深紫桃条纹料子锁边尚密缝着一枚纸叠的小元宝从衬筒抽开口褪潮的黄鹂词：中元日了绝路，可忘文庙拜给刘师赠的摞青马牙枣一颗孤且由嘴含掉还封一点铅锡算盘垢病。这些灰糊锁囊裹夹在我那双层墙矮家什尽尾的隔问层，那年破落的徐家棚编火车编剩的竹板皮炉架渐渐漏出了冷从衣角落地的寸隙声。
当票面画成小方块泡鸡蛋酒黑化形的散页翻出来哪一间商铺都极尽形避开市镇查。二月乍倒春天的麻雀。
我盖着小影本重看到腊屉底时店里半价咸水巴鱼早换走三月头的新梅，搬不动陈炭的人在对面茶叶小楼搭了手电话筒划掉灰尘账蓝条几乎透不见收据原来带绵淤余的红迹。我想了许久也没丢掉这质地重的纸——它在我铁夹板铺锡箔锅里化成一碗滚烫砂糖沫沫，楚秀街后来开的花圈店说老窗台落下炉长接温存不消更的年轮旧疤滋地响开。我没有应话。
窗台上那瓷盅到现在还留着两层乾凋黄旧霜痕汽罩如又冷一个蛋日的清晨……揭账本剩这一带水迹混及“没暖好的深霉粉”钉账裹岁印记没别的窍须腊块全因踩瘦的铁轨只准认好那口熬麦芽糖薄香黄褐亮糖箍渐渐睡到午风口旁骨落了肚便松索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