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顶山发廊一条街｜煤灰街面上剪刀声没停过
如今你站在联盟路中段，抬头是“鑫鑫美发”“阿军造型”这类换了三次招牌的门脸，玻璃门后头坐着玩手机的年轻学徒，墙上贴着褪色的染发价目表。十年前这里不是这样。那时候整条街从早到晚飘着电吹风的焦糊味，地上永远有一层细碎的头发茬子，踩上去沙沙响，得拿大扫帚反复扫才能弄干净。发廊一条街的鼎盛期在2008年前后，平顶山矿上效益好，下井的工人月底领了钱，第一件事就是来这儿把头发收拾利索。现在这条街只剩下五家还在营业，其中两家主要靠给附近老太太焗黑油活着。
倒退十五年，这条街傍晚六点以后比白天热闹三倍。矿工们从三号井口出来，骑着二八大杠或者嘉陵摩托，车把上挂着铝饭盒，叮叮当当拐进联盟路。街边的“红玫瑰发廊”有两间门面，里屋三把老式理发椅，铸铁底座磨得发亮，皮垫子裂开的口子拿黑胶带缠了一圈又一圈。老板姓周，温州人，1999年来平顶山，老婆管洗头，他管剪。他手里那把日式剪刀是托人从郑州带回来的，刃口薄得能透光，下刀前总在围布上蹭两下。
一台吊扇撑住的老夏天
周老板店里不装空调，头顶一台“钻石”牌吊扇，开到最大档，叶片呼呼转，能把报纸吹得哗啦响。夏天最热那阵，他索性把前门卸下来，街上的穿堂风灌进来，吹得墙上贴的潘婷海报边角翘起来。他剪一个头收八块钱，洗头加两元，用的海飞丝是从中兴路批发市场整箱扛回来的，塑料桶装的洗发水兑了水，起泡稀，但客人不讲究——下井的人图的是快。
那时候排队是常态。尤其每月十五号发工资后的两三天，门口塑料凳上坐满人，有的还穿着工装，领口沾着煤灰。周老板手上不停，嘴也不停：“你这鬓角不能再往短推了，再推就露青皮了。”坐在椅子上的矿工从镜子里看他，咧嘴笑：“老周你都说了八年了，哪回我不是照原样剪。”
卷发棒和大哥大的年头
到2005年左右，街上陆续冒出新店。“漂亮宝贝”头一个上了离子烫设备，那个银灰色的大罩子像从外星搬来的，做一颗头收一百二，还得提前预约。老板娘叫刘春梅，原先在郑州火车站附近学的手艺，回来自己盘了门面。她店里备着两本翻烂的时尚杂志，2003年的《瑞丽》和《都市丽人》，客人翻到哪一页她就照着哪一页做。有个在矿上跑运输的司机，拿着杂志上金喜善的大波浪照片，非要烫一模一样的。刘春梅给他上满发卷，烤了四十分钟，拆下来效果跟金喜善没关系，倒像顶了一脑袋弹簧。那司机对着镜子看了半天，憋出一句：“行，这钱花得值。”付了钱骑摩托走了，后来隔一个月就来烫一回。
靠东头还有家“三毛理发店”，是个残疾人开的，姓赵，左腿不太利索，但手稳。他店里摆着把铁皮吹风机，老式的，手柄上缠着胶布，一开就嗡嗡震。赵师傅给人推平头是绝活，电推子贴着头皮走，寸草不生，干干净净。矿上的安全员常带新工人来，说“给这小伙子推个板寸，下井戴安全帽不闷得慌”。
街面换血，剪刀声没断
2013年之后，矿上效益滑坡，联盟路两边的梧桐树还是那么密，但发廊关了一家又一家。“红玫瑰”的周老板干了十八年，2016年回了温州老家，走之前把剪刀送给了新来的小张。小张是平顶山鲁山人，学的是美发学校的新式剪法，他留不住老客，因为这边的大叔还是要推平头和圆寸。他把周老板那把旧剪刀收在抽屉里，偶尔拿出来磨一磨，用的是一块青石。
刘春梅的“漂亮宝贝”改成了“春梅美妆”，兼卖洗面奶和护肤霜，离子烫仪早就搬进储藏室，上面落着灰。她现在主力做白发染黑，一次二十块，用的染膏是进货价最便宜那种，味道冲鼻子，但老太太们就认她手快。
三毛理发店倒是没改过名，赵师傅今年五十六了，还是那条左腿，还是那把缠胶布的电推子。他每天上午九点开门，下午六点收拾推子剪子，傍晚那阵最清闲，他就坐在凳子上，看街对面的羊肉汤馆开始往锅里下白汤。
午夜剩下的一段光亮
昨晚九点多，我从联盟路西头走到东头，整条红街面一半黑着灯。发廊一条街的招牌剩下几块——一块灯箱里两根日光灯管，一根闪了，另一根还亮着，照出“洗剪吹15元”的白底红字。赵师傅的店还开着门，他在给最后一个客人修面，热毛巾敷在对方下巴上，蒸汽在灯下呈现一丝淡淡的白气。他手里的剃刀还是老式的，刀背银白色，在皮带上蹭三下才下刀。
客人闭着眼，问：“师傅，你做这行有二十年了吧？”赵师傅把刀锋放平，贴着皮肤轻轻游走：“不止，二十三年了。以前这条街上十几家，现在你就看见我了。”那客人没再说话，呼吸匀匀的，像要睡过去。门外一个收泔水的三轮车经过，桶沿磕到马路牙子，哐当一声。赵师傅的手没停，刀也没歪。街对面羊肉汤馆的老板正把明天的羊骨从冰柜搬出来，麻袋口绽开的线头在风里晃。头顶的梧桐叶落了满地，环卫工的扫帚在远远的地方发出柔和声响，像一段不紧不慢的过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