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站街｜火车站前那些拉客的老姐妹现在都去哪了
钟楼底下那碗面线糊还没凉
“阿珍，你听说了没？西街口那个卖桔红糕的摊子，这个月又要挪地方了。”我蹲在中山路骑楼下的石墩子上，手里端着一杯一块五的铁观音，朝对面缝纫店门口的阿珍喊了一嗓子。
阿珍头也不抬，踩着缝纫机“哒哒哒”响：“挪就挪呗，咱泉州站街那会儿，一天挪三回位置都有。你记得不，八七年咱们去车站接老刘，从涂门街一直晃到侨乡商品街，脚底板都磨出水泡了。”
“那可不！”我一拍大腿，“那会儿站街哪有现在这么规矩，火车站前面空地全是挑担子的、摆地摊的、踩三轮的，谁嗓门大谁揽着活儿。你那会儿穿件的确良碎花衫，手里攥着二十张住宿名片，逢人就问‘老板住店不？有热水有电视’。”
阿珍放下手里的活计，把那副老花镜往额头上一推：“哪像现在，手机一划拉全订好了。前年我孙女儿来泉州玩，下了动车就喊‘奶奶我订了西街民宿’，我还没反应过来，她拖着箱子就跑没影了。你说说，这算哪门子泉州站街的滋味？”
我抿了口茶，涩得咂嘴：“你孙女那叫‘站台’，跟咱们当年的‘站街’差着海风十万八千里。当年那是要靠两条腿杆子去守的——守着出站口，守着公厕旁边那棵老榕树，守着公交站牌底下，铜板一块两块地攒。”
侨乡商品街尾巴上的电话亭
说起来也怪，现在满街的“泉州站街”几个字，年轻人见了只当是旧地图上的故纸堆，可我们这些吃过苦的老骨头，脑子里头翻起来的全是具体到不能再具体的画面。
那时候没有手机，只有一个插IC卡的公用电话亭，就立在侨乡商品街尾巴上，紧挨着卖土笋冻的老陈推车。你想联系外地来泉州跑货的老板，就得老老实实在电话亭边上杵着。大概等够四十分钟，老陈会从锅里捞出两块冻，按两块钱的收，说：“看你在风口站那么久，这算是泉州站街的免费温暖。”
真到春节前，那更叫一个壮观。从泉州火车站出来的人多得能挤出油来，我们十几号人自动分成两队——一队负责把东北来的皮货商往旧车站那条巷子引，一队专门在出租车等候区兜售“全新日式弹簧床垫”。我们不说假话，床垫确实是真的有,就是
弹簧绷了一年后，人坐上去屁股得陷半尺深。
那天下午，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一个戴石英表的胖老板跟我砍价，说有别的中介给他开每间房多八毛的回扣。我当时摇着手里的塑料扇子，面上堆笑：
“老板，您这是不信我啊？我在东街下了岗以后，头顶着咱们镇政府旁边那盏路灯杆，从立秋一站到小雪，往来发货单没掉过手里头一张。人家说什么顺嘴捡张床垫，您睡上去硬的硌腰；我讲实话这弹簧是泉州里头江边翻新厂出来的，您拿手按一按，能按下去半分不到的地方全给我吞了。”
那老板最后没住我们那条巷子，他扭头去正大旅馆开了一间带风扇的标间。但我听他边上的人讲，柜台那小妹儿来回也认认真真查了三遍当地正规住宿的治安证件——这跟咱们当年一道菜市场那边做推销，瞅一眼塑料碗上是否贴着卫生许可，是不是同一个理儿？
丰泽街的傍晚与人名
你要是问我福州来的过客，泉州站街的事情还能怎么说，我就爱提丰泽街傍晚那一队人行道地砖当棋盘的下棋班子。老李坐在小马扎上，手里杆旱烟至少压了一毛钱，说：“打车真不用跑马路中间拦了，现在的年轻宝宝们光低头刷手机就有车开来。”他说这话时身后的七尚便利店亮起第三盏冷白光，穿红色纱裙的女工退下工装替换成正格汗衫，还在念那份总标题有“泉州站街改造项目启动”的旧报纸。
其实呵，我们心里全跟明镜似的。
每
一块紫红色地砖咽过多少汗和茶底子，我们不数，泉州的街面和城墙一样厚道，白天晒纸符似地晒那些摊布货车厢，晚上又变成月光敛货的行市。你看此刻北门楼底下那位蹬三轮的蔡老头，还挂着当年的铝皮咸芳牌，里面那孔支过的竹条纹水壶糊着旅游城市的崭新贴纸——再过一会儿后渚港潮水就该漾过来了，他那两声“车站走不走走不走嘛”依旧能从西廊钻到东巷口。
谁还在翻手机看位置共享的工夫，他从旧的工装口袋掏出个小糖丸，递给边上乞饭的瘦狗，哪个要管现在有没有站点能按着什么标尺规整着喊呢？人总要有个去处靠得住眼目所见的活络——好过单对一个地图上不曾灰掉的旧窗口发呆，直到卖卤面的灯挑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