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山汽车站玩的小巷子叫什么｜南街巷，本地人才知道的穿堂路
跑本地新闻十几年，横山汽车站对面的那片老居民区，我进去过不下二十回。每次都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投诉——下水道堵了，路灯灭了，或者谁家狗又咬了人。但你要问我，那些巷子到底叫什么名字，我愣是答不上来。直到上周三，我去补一个关于老城区消防通道的稿子，在巷子里转了两个钟头，才从一个修鞋匠嘴里弄明白。
横山汽车站的班车是从早上六点发到晚上八点。车站正门朝东，左手边一排五金店和杂粮饼摊，右手边是卖手机壳的。就在卖手机壳的档口和一家招牌褪成白色的“大众旅社”之间，有一条两米宽的过道。过道口常年停着三辆电动车，车筐里塞着传单和用过的纸巾。你要是没注意，走过去就过去了，根本不会觉得那是一条巷子。
但往进走三步，世界就变了。头顶的电线像晾衣绳一样交错着，有的地方垂下来，你必须侧一下头。墙面是红砖的，但砖缝里长满了青苔，有的地方贴着“专通下水道”的牛皮癣广告，上面还印着五六个手机号。走了大约四十米，巷子向右拐了一下，我突然听到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那是有人在用老式木牌打麻将。
修鞋匠的指向
拐角处放着一辆改造过的三轮车，车斗里摆着鞋钉、胶水、一摞鞋底和一罐黄褐色的鞋油。蹬三轮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戴一顶老式军帽，帽檐塌了半边，露出花白的鬓角。他正在给一双棕色皮鞋换底，手里的锥子一进一出，动作没停。
我蹲下去，递了根烟给他，他也没客气，夹在耳朵上，继续干活。我说：“师傅，这巷子绕来绕去的，我每次来都迷。到底叫什么名字？”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笑了一下，露出两颗缺了的门牙：“你问的是哪一条？这横山汽车站的巷子多了。要是说南边这条，通到老菜场那边的，叫南街巷。站牌上没标，但地保册上有。”他说完，指了指西边墙上一块锈得快要掉的蓝底白字牌子——勉强能认出“南街巷”三个字。
我问他南街巷里面到底有什么特别的。他放下锥子，用围裙擦了擦手：“以前这里头有一家录像厅，1997年开的。门口挂一块红布，上面写着‘激光放映’。那时候我还没来这儿修鞋，在巷子里租了个摊位卖茶蛋。一晚录像，能卖出去四十多个蛋。
“现在呢？录像厅改成了快递收发站。但那个门洞还在，”他指了指前面一扇漆成深绿色的铁门，“门口还留着四个挂钩，以前是用来挂录像厅海报的。
巷子里的老物件
往里走到第三个岔口，我数了一下，右手边有六扇门，其中五扇都挂着夏季门帘——一种是塑料软片，一种是纱网带磁铁的。第七扇门没有门帘，直接敞着，能看到屋里的吊扇在转。吊扇下面坐着一个老太太，穿一件灰蓝色的确良衬衫，面前放一个搪瓷盆，里面泡着木耳和粉条。她见我看她，也不回避，随口问：“找谁？”我说不找谁，看看老房子。她说：“那你看吧。我们这栋楼是1985年建的，你看墙角那个落水管，都换了第三回了。”
在她门口左手的墙根下，我注意到一个压水井的铸铁头，锈得发黑，但接口处泛着油亮的光——说明没人用它汲水了，但还是有人定期给它上油，大约是为了防止彻底锈死。紧挨着压水井，地上放着一个搪瓷痰盂，图案是一朵红牡丹，底部磕掉了一块瓷。老太太见我盯着，说了一句：“那是以前给我家老头子用的。他走以后，我用它泡酸菜坛子。后来泡菜也腌得少了，就一直摆在那个位置。”
沿着南街巷继续往北走，路面从水泥变成了不知哪年铺的预制板。其中一块预制板碎了一个角，露出一截铁丝。旁边墙上钉着一块手写的小木板：“小孩滑板，路口小心”，木板边缘的水泥钉已经生锈，指甲盖大的锈水顺着墙面流了几道印子。
穿堂的风与门牌号
走到南街巷约莫两百米深的地方，能看到一扇刷半截绿漆的木门，门框上钉着两个门牌号——旧的搪瓷牌是竖着的“南街巷58”，新的铝牌是横着的“南街巷12”。两两并排。巷子里风大，两扇窗的玻璃都缺了角，用纸板挡着。纸板上有人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字迹模糊，但还能辨出是“后门钥匙在老李那”。
我没有再往深处走。因为再往前，就通到老菜场的一条岔路，路面湿滑，到处是蔫了的菜叶子和白色泡沫箱。一个骑三轮车的小贩从对面拐出来，车上拉着五桶豆芽，桶与桶之间夹着干草。他冲我按了按铃铛，我侧身让开，他也拐进了另一条两栋楼房之间的夹道——那条巷子头上挂着一块手写的硬纸壳：“卖豆芽，往里十米”。
我抬手看了看表，已经下午四点多了。返程再次经过那扇深绿色铁门时，我特意摸了一下门框上的挂钩。挂钩还在，但上面挂着的是一卷红色的包装绳和一张淡黄色的收款码。门缝里塞着半张报纸，日期是前年十月的，头版已经晒得发白。
突然，铁门从里面推开了一条缝，一个年轻男人探出头来，手里拿着一张快递单，问我：“师傅，这边是南街巷几号？？”我告诉他这是南街巷58。他缩回去，又把门带上了。门合上的时候，四个挂钩晃动了一下，其中一个挂着的塑料袋里露出一截旧录影带盒的边角——上面印着“成龙”两个字，颜色褪得几乎看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