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知识产权法自考，作者： ，：

小姐姐在哪儿｜一张旧车票和一个寻人电话

钱包最底层夹着一张粉红色公共汽车票，1997年7月14日，从南门站到纺织厂站，票价四角。票面折痕处泛白，像被水泡过又晒干。那天下午我在解放路等18路车，一个穿白底蓝花连衣裙的姑娘问我：“师傅，去城东工业园是在这儿等吗？”我告诉她坐反了，应该去对面站台。她道谢时笑了一下，左脸颊有个酒窝。

此后的二十六年里，我每次翻钱包都会想起她。不是刻意记着，是那张票一直没扔掉。当年我在晚报做民生记者，天天跑街头巷尾，钱包里塞满各类票据。这张粉红色的票，是那个姑娘硬塞给我的。

“拿着，证明我问过路了。要是误了面试，我对象找茬，你可得作证。”她说完这话，自己先笑了。

那时她二十二三岁，从县里来市里参加纺织厂的招工考试。我后来去纺织厂采访，见过很多年轻女工，但再没遇上穿蓝花裙子的那位。厂区宿舍楼密密麻麻，每间窗户下晾着五颜六色的衣服。我问宿管阿姨，有没有一个笑起来有酒窝的姑娘，阿姨摇头说，这楼里上百号女孩，哪个没酒窝。

日子照常过。我跑过下岗潮，跑过国企改制，跑过棉纺路整条街拆迁。纺织厂最后改成了文创园，老车间变成咖啡馆。那些年轻女工的故事，散落在各个版面的角落里，没人在意。

铁皮信箱里的纸条

2018年春天，我整理老房子，准备把父亲留下的缝纫机搬去旧货市场。打开机头侧面的铁皮抽屉，里头除了线团和顶针，还有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上没有字，拆开是二十多张纸条，每张写着不同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最上面一张的字迹我认得——蓝黑墨水，圆珠笔，写着“张丽娟，宿舍3栋206，电话总机转702”。那年头厂里总机接线员转分机，要等很久。

我对照字条，想起父亲临终前说过，他帮仓库隔壁针织厂的车间主任带过几回口信。车间主任姓周，矮胖，说话急，总说“这批货要是再晚，老板娘非扒我的皮”。周主任收纸条时总往裤兜里一塞，说“知道了”。

但那时没人问过：谁是张丽娟？周主任为什么留她的分机号？我捏着纸条看了半晌，决定替父亲把这些电话打完。拨出去的十个号码里，三个是空号，四个接通后说“打错了”，两个始终无人接听。

最后一个号码是凌晨四点打的。接电话的是个老太太，声音沙哑：“你找谁？”我说找张丽娟。她说：“我就是。你是哪位？”

原来说到底，每个纸条都是一张未兑现的约定。我攥着那把纸片，碰了碰机架上的生锈螺丝。

再去一次老小区

今年入秋，我骑车回南门，想找当年那个站台。柏油路拓宽了四次，梧桐树砍得只剩两棵。站牌换成电子屏，滚着红字：本班距本站3站。一个穿外卖服的年轻人问我：“叔，锦绣华府在哪个站下？”我告诉他往前走两站。

他刚走，我突然想起什么，叫住他：“你认识一个左脸有酒窝，爱穿碎花裙的阿姨吗？五六十岁。”年轻人笑了：“叔，你要找的小姐姐，可能早搬家了。我接单两年，这边住户换了一大半。”

我站在原地，风把梧桐叶吹到脚边。掏出钱包，那张粉色车票还在，但颜色淡了许多。我用食指弹了一下票面，“啪”地一声响。对面超市门口坐着个老太太晒暖，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头缝手里的布鞋。针脚密密的，同我父亲当年蹬缝纫机的速度很像。

我没走过去问。转身推车时，滑落下来的羽毛擦过我脚背——是那棵孤零零的梧桐上头掉下来的，它还在换季换毛呢。路面上湿印子排成一条线，渐渐干了。电子屏又翻了一行字，这回是红色的，写的是：末班车预计19:40发出，请乘客在右侧闸机口排队。

我收起车票，拉好夹克拉链。缝纫机旧铁皮桌上放着的那个大铁环原样搁着，但我知道有些重，是再也放不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