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红灯街最出名的三个地方｜如今铁门锁着，锁眼里还塞着往年火柴棍
现在那条街叫光武路中段，橡胶厂搬走以后，路灯换成LED的，亮得晃眼。可老南阳人还是喊它红灯街，就像喊一个改了名的老相好。铺面关了一大半，卷帘门上贴着招租电话，有的纸角翘起来，被风掀得哗啦响。我斜对面那间裁缝铺还开着，老板娘姓周，比我大两岁，去年把缝纫机搬回家，门脸改卖凉皮。她总说：“这街的魂早就散了，剩下的是骨头架子。”
但二十年前不是这样。1997年香港回归那天晚上，红灯街的霓虹灯把半条巷子染成粉红色，自行车都骑不进来，人挤人，汗味混着雪花膏的味道。那时候我在街口开烟酒店，十二平米，玻璃柜台里摆着阿诗玛、红塔山、散装董酒，最贵的烟是十块钱的玉溪，一个星期能卖出三条。我的店正好夹在三个最出名的地方中间，像一颗牙卡在三颗蛀牙的缝里。
第一个地方：红桥录像厅
红桥录像厅在街的正南头，门脸不大，蓝底白字招牌，“红桥”两个字是霓虹灯管弯的，晚上亮起来像两团烧红的铁丝。录像厅门口常年立一块小黑板，粉笔字写着今日场次：下午三点《英雄本色》，晚上七点《喋血双雄》，午夜场《倩女幽魂》。两块五一票，买一张票送一杯茶，茶水是那种带盖的搪瓷杯，杯沿磕掉好几块瓷，露着黑铁皮。
录像厅里面摆四十张折叠椅，凳子腿上绑着铁丝，防止有人偷走。老板娘是我同乡，叫翠兰，她戴着金耳环，指甲油涂得血红，手里攥一把瓜子，站在门口嗑，嗑完的壳吐到地上，用脚尖碾碎。她家录像机是松下L15，宝贝得不行，用防尘布盖着，谁碰一下她就骂。1999年的时候，她进了《泰坦尼克号》的带子，连放了一个月，场场爆满。有个小伙子连看了七遍，最后被女朋友在门口堵住，扇了一巴掌。
后来DVD机普及了，录像厅一夜之间没人去。翠兰的机器被儿子拖去卖废铁，她蹲在门口哭了半宿。现在那地方是家宠物店，笼子里挤着泰迪和比熊，门口牌子写着“宠物寄养五十元一天”，再没有粉笔写的场次表。
第二个地方：南关浴池
澡堂子在街的中段，门朝北开，门口挂一条深蓝棉布帘子，里面是烫手的暖气。我常去南关浴池洗澡，周五下午人少，池子里的水清亮，能看到瓷砖底的浅蓝色。池边木板凳坐一排人，有的闭眼打盹，有的拿着搓澡巾使劲蹭脖子。师傅姓马，是回民，手艺好，搓后背的时候力道均匀，先用热水把毛巾烫了，拧干，垫在手下，从脖子一直到脚跟，二十块钱带打胰子。
浴池最出名的是它的休息室。水泥地上摆着一张接一张的躺椅，铺着蓝条纹浴巾，躺椅扶手上有洞，插着晾衣服的铁架。洗完澡的人裹着白浴巾，躺在那抽烟，烟灰缸是那种接满了也不倒的搪瓷碗。1998年冬天，有个开长途车的老客，每周三都来，躺在最里边的躺椅上，戴上耳机听收音机，一听就是一下午，谁也不搭话。后来才知道他是给朋友带一种治风湿的药酒，不敢在街上递，就在浴池里交接。有回警察来了，他吓得把酒瓶子塞进热水管道的夹缝里，后来再没来过。
浴池现在改成健身房，杠铃片和跑步机的响声替代了水汽的咕嘟声。原来的更衣柜拆了，扔在后巷，木头门板还刻着数字和姓名首字母，笔画粗粗的，像小学生刻的。
第三个地方：街心大邮筒
这个邮筒在街的拐角处，靠着一棵老槐树。绿漆掉得斑斑驳驳，露出了铁皮生锈的黄。它比我见过的任何邮筒都大，圆滚滚的，像一个蹲着的绿胖子。当年这一条街上的摊位、录像厅、裁缝铺、干洗店，甚至浴池里的澡客，大家寄信都靠它。
我还记得有个化名“小雨”的女孩，每周三下午来寄一封信，贴着八分钱邮票，信封上没有写退信地址。邮筒的投递口塞久了，口边磨得锃亮，像被舌头舔过的一个嘴唇。有一回邮递员来开箱，信挤成一团，他把信往外拽，最后一张明信片卷在筒底，露出半截。他骂了一句：“又卡住了。”用棍子捅了半天，才弄出来。那明信片掉在地上，正面是南阳白河大桥的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红灯街的春天什么时候来？”邮递员捡起来看了看，又塞回筒里，说：“糊涂姑娘。”后来大兴安岭火灾那年——对不起，年份我记岔了，总之后来那地方电子支付和快递替代了写信，大家都忘了邮筒。
前年改造街道，施工队准备把邮筒拆走。附近一个退休语文老师站在旁边拦住：“你们拆了这事就没证据了。”工人不知道他说什么。老人指着筒壁上刻的一个小字——等
——他说这是三十年前有人夜里刻的，专门把它留着。最后邮筒没拆，挪到了路边的绿化带里，没人再往里塞信，倒是常有人往里塞烟头。
现在
我现在还是每天开烟酒店，但招牌换成了“24小时便利店”。半夜常有人来买南孚电池和塑料袋。前几天一个时髦姑娘进来，拿了一盒润喉糖，问我：“阿姨，红灯街是这条街吗？”我说是。她又问：“以前这里是不是特别热闹？”我说，是热闹，但不是现在这种热闹。她扫了码，走了，临走时看见我柜台角落里那个老算盘，珠子都磨得发白，她笑了：“这玩意还能用吗？”
我拨了一颗珠子，啪嗒响一声，说：“能用，就是打不准了。”
她走了以后，我把门关到只剩一拃宽的缝，让风透进来。斜对面的宠物店里头有只狗突然叫起来，叫声穿过空旷的街，撞在邮筒的铁皮上，闷闷地弹回来。我看着那个绿胖子，它嘴巴里现在塞着一张得物的快递单，一角露着，被风吹着翻动，像谁在张嘴想说什么，但始终开不了口。那些锁在录像厅、浴池和邮筒里的旧日子，就跟搓澡巾上的水一样，拧干了，挂在椅背上，第二天又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