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省的妓女多｜老街巷口听来的旧账本
下午四点半，文昌阁旁边的剃头铺子刚送走最后一个客人。老周拿鸡毛掸子扫凳面上的碎发，我蹲在门槛上啃一根五分钱的绿豆冰棍。他忽然停下手，瞥了眼对面新开的“足浴保健”门脸，塑料灯箱上“古法按摩”四个字红得刺眼。
“你要说哪个省的妓女多，这条巷子里，谁也说不清。”
“河南？去年修钟表的老钱说火车站的姑娘都是河南口音。”
“屁，老钱那眼睛花了二十年，看啥都重影。山西倒是多，去年煤价掉下来，矿上拖欠半年工钱，大同到太原那趟慢车上，一节车厢能碰见五六个拎着尿素袋子的。”
“尿素袋子装啥？”
“换洗衣裳、塑料盆，还有一双塑料拖鞋。下车就往小旅馆扎，二十块一晚上，窗台上晾着红纱巾。”
巷子深处，是另一本账
我爷爷在世时，80年代初常去老城南的“红旗旅社”修邮电线路。旅社二楼拐角那间屋子，门板缝里塞着皱巴巴的烟盒纸，正面写“办证”，背面用铅笔字记着日期和数字。他说那里住过几个柳州来的姑娘，说话像丢石子，脆生生的。她们白天去卷烟厂门口卖散装牙刷，晚上把一张五块钱的票子叠成方块铁,压在枕头底下。
那种巷子不需要路牌。拐角有棵泡桐树，树皮上刻着“桂”字，落了灰，新刻的“川”字压在上头，笔画里还有木屑。破脸盆里的剩水倒进阴沟，肥皂沫绕过半截红砖时停了停。卖烤红薯的三轮车停在邮电所门口，炉膛边捂着一只解放鞋工厂发的劳保手套，大约是哪个等活的姑娘落下的。
| 地点 | 大致年份 | 檐下标志 |
| 城南巷口瓦房（后拆） | 1984冬至后 | 竹竿晾出蓝布工作裤，裤脚戳着浆洗的白点 |
| 货站搬运队宿舍侧门 | 1991秋 | 门闩换过三次，地上撒着黄泥巴烧的酒瓮碎片 |
| 铁轨与菜地之间的红砖楼 | 2005年前后 | 二楼北窗用化肥袋缝成帘子，风吹鼓起来像面旗 |
九十年代初有阵子，省纺织厂三班倒更紧。车间挡车工里不少从苏北和安徽下来，歇工时蹲在车间后门的排水沟边抽“大前门”。暗地里传着“哪个县来的姐儿手最白”，倒不是辨脸，而是看她们卷烟丝时是不是先把手心压一压哪块砖头热不热。这些话头像缝纫机压过的那种细细的线脚，今天在这里走一步，断掉半截，第二年的另一条巷子里又钩出来了。
数字压在了褪色的人口普查草稿上
根子不在地图，在票根。我在自行车修理摊边的旧物堆里，抽出一本1979年的《实用邮编手册》，牛皮纸封面潮出棕色霉斑。中间几页撕掉了，但夹着一张蓝黑的复写纸碎片：纸上印着“常住人口登记”，空格里填写着1988年一位从安县来的中年女工，暂住理由写着“养蜂”。后几页的空白处，用圆珠笔抄过列车的作息表，棉纺织品供应券停发前后她们的出发站——“徐州”“蚌埠”“武昌”那些地名，划线划得又粗又密。
铁路弯过的每一个小站，都有岔枕上滑润的油渍。认站名识乡帮，老治保主任讲，最扎实的办法是数他们抽的那卷烟牌子的烟蒂，在墙根排成一列，多少个向左歪的，就成了拿尺子量的卦爻。
治保主任姓单，右耳背。他抽自己卷的旱烟，烟纸裁开的那本薄册子每页的都包了浆。他说湖南的要认斗笠角的轮廓，编得紧且翘的那多在湖区讨生活；皖北的护腿裹法不同，上下两端扎出来，中间堆起来，关节处的褶子容易磨破皮——她们在荒涵洞里过夜时，怕石头磨肉，垫了从滤砂机网袋里抽的纤维段子。
至于哪个省“多”，那本红色硬皮的巡夜记末尾提过一句像是毛笔写的轮廓。“多不多，以价论，不得只断数；人家用的搪瓷缸子换过，铝锅帮也有自己补焊的。”一句话拿红薯茎上的须须掐断了。最后一行记更细：“用细辙倒掉剩饭三回，灶头上的湿柴冒青烟，那烟囱就要发新炭了——叫木料不用本地木，码得整整齐齐盖菜缸那条街的半尺土层里。”我走时天快擦黑，剃头铺的木门板已经上了两扇。老周冲着水泥电线杆旁一个收废品的愣了好一会儿，忽然开口：“那年酸菜缸裂开箍的绳子，还是二楼那个房客给留的麻绳头。昨儿大风，派出所老管路过说门牌又歪了一个钉眼。”
他顿了顿掸子，“你知道，煤铺边的第三个砖垛南边，插着的一根自行车辐条漆还没掉干净。辐条带着的红线头——天太暗了，看不清朝哪个方向偏。”他的话音散在喝馄饨倒醋的老客人的吆喝声里。深远的青瓦上，腾起一团不着急飘散的烟火气，那该是谁的旧袜子晾在了换气风管的边上。我看着那方向，空得紧紧实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