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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四桥小巷子|一碗粉里捞出的晨昏与人心

“老板娘,还是老样子,二两扁粉,多酸豆角,少辣。”

“晓得晓得。你那个‘少辣’我记了三年了,哪回多放过一勺?”我头也没抬,手上的长筷在滚水里搅了个圈。

“那不是怕你忙忘了嘛。”他嘿嘿一笑,把褪了色的双肩包往凳子上一搁,又从包里掏出个保温杯,拧开盖子吹了吹热气,“今天这雨下得,四桥底下都积水了,我骑电驴过来,裤腿全湿了。”

旁边擦桌子的老赵插了句嘴:“四桥?你不是住河西吗?绕一圈过来就为吃碗粉?”

“河西那家不一样。株洲四桥小巷子这个味,别处找不着。”他吸了一口粉,含糊着说,“上次我表弟从长沙来,我带他过来吃,他说这酸豆角是拿猪油炒过的,香得邪门。”

老赵白了他一眼:“那是黄姨的秘诀,她在这条巷子摆了二十一年摊了,用得着你说。”

巷口的坐标

株洲四桥小巷子,这句话在河西这一片,比导航软件好使。导航导不到巷子口,你得认那棵歪脖子梧桐树,树底下常年蹲着只三花猫,猫肚子底下压着个卖发糕的推车。过了推车拐进去,左边是修鞋摊,右边是棋牌室的侧门,正对着的就是我这家“黄姨粉店”——门脸不大,招牌是块铁皮,红漆褪得差不多了,但“黄姨”两个字还算清楚。

九七年那会儿,四桥还没建,这里就是条土路。我那时候在桥头的渡口边卖绿豆沙,一块钱一杯,杯子是那种透明的塑料杯,盖子一盖,倒过来不漏。后来桥通车了,渡口就废了,马路加宽,单位分房的人搬进来,这条巷子才慢慢热闹起来。卖粉的手艺是我婆婆教的,她是攸县人,做码子有一手——肉丝要切得比火柴棍粗一点点,炒的时候要下两勺甜面酱,加一小把干辣椒段,煸到皮微焦才下水。

一锅汤的讲究

天天有人问我,汤底怎么熬的,我从来不藏着掖着,但学去了他们也做不像。

  • 筒子骨,必须是湘江黑猪的后腿骨,早上六点屠户老刘送来的,冰过的不行。
  • 黄豆,要提前一晚泡发,泡到指甲能掐出印子来。
  • 再丢进去几片老姜、一小节桂皮,别的都没了。清汤寡水,但熬上四个钟头,那个味就钻进来骨缝里了。

关键在最后那一步——出锅前,拿大木勺舀一勺猪油沿锅边淋下去,油花“呲”地散开,汤就亮了。这个步骤是我婆婆教的,她说早年在大码头帮厨,大师傅舀完油会把勺子往锅里一扔,那声响,就是一天生意开张的信号。

粉是订的攸县那边的湿切粉,两天送一趟,用蛇皮袋装着,一袋四十斤。前几年是骑摩托车送来的,后座绑个铁架子,现在换了个小面包车,司机还是那个司机,只是脸上多了副眼睛。

巷子里的人

我这店里,桌子也就五张,塑料面,铺一层蓝白格子的桌布,上面压一块玻璃。玻璃底下压过报纸、电影票根、还有小孩子们扔下来的断铅笔。坐在靠门那张桌子的,都是熟客。上午九点半以后,一般就是退休的杨叔,他要一碗素粉,多汤,一个卤蛋,卤蛋要切开竖着放进碗里,蛋黄朝上放他也不挑,但要是不帮他切,他能念叨你一整天。

中午是工地的工人多,短袖上带着水泥点子,一进来就喊:“老板娘,大份肉丝,搞快点!”他们吃粉不坐椅子,蹲在门槛上,呼噜呼噜一大碗,完了用袖子一抹嘴,扔下十二块钱就匆匆走。台阶上常留着些白色安全帽檐的印子,那是他们蹲久了留下的汗。有时候是年轻女孩,两个结伴来,点一碗粉分着吃,另点一碗酽酽的油豆腐,一块钱四片,有汤汁的,拿竹签子扎起来,边走边吃。

巷子深处有一家订做窗帘的铺子,老板娘姓肖,是我老乡。她下午不看铺子的时候,就过来泡碗粉,坐一个钟头,针线活就顺手在我这张桌上拼布。她不常说话,但有一次她接过我递来的醋瓶子,忽然说了句:

“黄姨,你说这四桥通也通了十年多了,人行道上的地砖换了一遍又一遍,怎么我这心里头,还跟踩着当年村里那片泥地一样。”

我没接话,拿抹布擦她手边的桌面,擦过去那一道,木头上都是细碎的滚边布头。

雨夜的一单

有一段时间,每到晚上十点以后,巷子口会来一个骑三轮车的老头,戴一顶竹斗笠,车斗里摆着几个蜂窝煤炉子,炉子上架着铁丝网,网上烤着红薯和玉米。不吆喝,就那么蹲着。我收摊的时候常路过,买一个烤红薯,掰开来,热气涌上来,搁手里烫得两只手倒替着拿。

那天雨下得大,我提前收了摊。路过巷口时,老头还在,斗笠上噼噼啪啪地响,炉子上的火已经压得很低了,只余一点红光映在地上水洼里。我问他怎么还不回去,他说:“桥洞底下那人鞋坏了,跟他说好了给他送双旧鞋去。”

我愣了一下,往四桥桥洞的方向看了看。黑黢黢一片,连路灯都是隔一盏亮一盏。

第二天雨停了,老头就没再出现。连个影子也没有。后来听人说,他那三轮车停在桥下,被一辆失控的渣土车撞碎了,炉子滚了一地。人是在旧鞋摊被找到的,抱着双还没穿过的胶鞋。

那阵子我心里闷得慌,每天熬粉的时候,就多抓一撮黄豆。

后来老赵跟我说,那老头根本不是卖红薯的,就是流浪的。不过谁管呢,在我的巷口,他烤的红薯,确实香甜软糯,比谁家都好吃。

现在桥洞边新开了个几家超市和快递点,人流熙熙攘攘。孩子放学的点,有个年轻人摆摊卖烤肠,用那种电动的转炉。生意好。前天有个北方口音的常客问我:“那个戴斗笠烤红薯的老头,是不是搬到别处去了?”我应了一句含糊的“啊”,转身往门口的三花猫碗里添了勺温水。猫没喝,踩着梧桐树的影子,慢吞吞走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