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火车站红然招待所｜出站口右手的旧站牌，拆了也有十年了
那块蓝底白字的铁皮招牌，现在挂在榆林市文物管理所的仓库角落里，边角卷起来，漆皮掉得只剩“红然”两个字的半边。2016年夏天，火车站广场改造，红然招待所所在的二层小楼最先被推倒。包工头带着人拆了三天，钢筋卖给收废品的，砖头拉去填了城北的坑。住在附近的老人说，那天下午，楼里最后一张弹簧床垫被抬出来，扔在垃圾堆上，床垫里的钢丝露出来，像一排烂牙。
招待所的开张，得从1998年冬天说起。那时候榆林站才建好六年，绿皮车是主力，从西安开来的755次列车，到站时间是凌晨四点二十。冬天夜里出站的人，脚踩在站前广场的冻土上，哈气成霜。红然招待所的老板姓贺，原先是地区运输公司的修理工，下岗后拿买断工龄的八千块钱，租了站前那栋二层小楼的底层，隔出十二间房，每间摆一张铁架床、一个床头柜、一台十四寸牡丹牌黑白电视。墙上挂着白布帘，帘子后面是洗脸盆和暖水壶。房费一夜十块，长住一个月一百八，免费喝开水，不加钱。
凌晨的生意经
贺老板精明在接站上。他弄了一辆飞鸽牌加重自行车，后座焊了个铁筐，专门驮行李。每趟火车进站的广播一响，他就推着车挤到出站口栏杆外头，手里举一块纸板，上面用毛笔写着“红然招待所，十块一晚，车接”。那时候站前还没装护栏，旅客出了闸口就往广场上涌，贺老板的纸板在人群里晃悠，嘴上一遍遍喊：
“跟走跟走，红然招待所，热水管够，被褥刚晒过。”
他这招管用了好几年。2001年腊月，一个从神木煤窑回来过年的后生，扛着编织袋行李，跟着贺老板走了两百米。进屋一看，电视收不到台，只有雪花点。后生问这能看啥？贺老板拧了拧天线，画面里现出半个模糊的台标，说：“中央一台，天线架在楼顶，就是风大信号偏。”后生没计较，倒头睡了九个小时，第二天来退房时，把带的半袋子红枣留在床头柜上，算谢他半夜接站。
招待所的红火，跟火车的班次绑在一起。那几年榆林站一天到发十二对列车，最挤的是农闲时节的短途车，去绥德、米脂甚至山西柳林的人，半夜到站没地方去，就在候车室蹲着。红然招待所十二间房，经常十一点前全住满，后到的熟客也不走，就在走廊的折叠椅上歪着，等天亮五点多的那班过路车。贺老板的女人在后灶烧水，两把铝壶轮着用，炉火从傍晚烧到凌晨，水汽把墙角的墙皮洇下一块，裂得像蛛网。
楼上的钉子户
二楼住的最久的客人姓杨，是个给铁路沿线做信号维护的老电工，常年带着一只柳条箱，箱子里是万用表、胶布和线钳。他每次来榆林，固定住红然招待所的209房，窗户朝北，正好看见站台上的信号灯。杨师傅不跟人说话，每天早出晚归，唯一的一次例外是2009年秋天，哈尔滨来了个年轻姑娘，到榆林拍老城墙的纪录片，在站前打听哪里有便宜的住处就找到了这家。那姑娘住了五天，每天蹲在二楼走廊的栏杆边上做笔记，杨师傅回来时让了半个身位，姑娘说了声谢，杨师傅嗯了一声，开了自己房门，当晚照旧早早灭了灯。姑娘走前，房间床头柜上压了一张三寸黑白照，照片是他站在宝鸡老站台边上，背着一个帆布工具包——那还是1984年拍的。这事贺老板后来很少提，但照片的确一直在那抽屉里夹着，跟灰扑扑的登记簿摞在一起。
2014年时，站前要建地下商业街，规划图贴到小楼的外墙上。贺老板指着图纸上的蓝色区域说：“这儿就是咱这楼的位置，拆了以后没地方去了。”他其实那之前就有过打算，女人因病前一年走了，老伴不在，他一个人守着三间常租给夜班保洁员的房，月月勉强打平。拆的那天早晨，杨师傅的柳条箱先被搬出来，他站在路边抽完一支烟，跟贺老板说：“以后回来的活儿次数少了，这楼上信号灯，倒是夜里倒影还挺亮眼。”他指的是对面站台上那杆红灯的倒影，砸在碎玻璃堆里，一摊一摊的。
铁皮箱里的东西
给招待所做最后清点的是贺老板的外甥，他蹲在墙角把旧登记簿装进一只原先装洗衣粉的纸箱里，十几本摞起来，塑料皮早发脆了。簿子上的笔迹各异，有潦草的煤炭记账，有用圆珠笔反复描的地址，有的页边空着，只在日期栏斜斜画一道竖线。最底下一本翻开，夹着一张买站台票的旧票根，1998年11月的那班755，票价五角。棚改指挥部的年轻人把纸箱抱走时没记账单，塞进了镇上那辆收杂货的三轮车里。至于那个柳条箱，后来确实有人在北边的旧货市场上见过，里面被清空了，箱盖上还是那层暗红色的漆——杨师傅没带走他那套万用表，说这工种换用数码件儿了，老表留给会修的人。今年路过榆林站，广场南角新开了家连锁旅店，前台是个讲普通话的小伙子，问他还记得原来的“红然招待所”吗？他愣了两秒，摇头说不知道。倒是旁边给栅栏刷漆的老师傅接茬：“红然那女人烧水壶里总放两片茶叶，头一个月住店的都喝过。”他嘿嘿笑了两声，把毛刷往油漆桶里一蘸，又刷开一道新漆的卷痕，阳光底下油亮油亮的，正好遮住了旧墙根底底下露出来的一截灰砖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