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品茶｜十几年的老茶客，现在都改喝明前高山茶了
前天下午，我在庐阳区亳州路桥底下的老汪茶铺里坐了三个钟头。柜台上的玻璃罐子换了新标签，上面印着“皖西高山茶”五个字。老板老汪正蹲在门口，用一把竹篾筛子挑拣刚到的霍山黄芽，筛出的碎末掉在水泥地上，被风吹得打转。他头也不抬，跟我说了一句：“现在合肥人喝茶，不认‘龙井’那套了，都在找山场。”这话要是搁十年前，打死我都不信。
2011年冬天，我刚跑“民生热线”那会儿，合肥的茶铺子集中在城隍庙后街和中菜市旁边。那时候的“合肥品茶”，不外乎两件事：去红星路安庆馄饨馆对面的茶叶店称半斤六安瓜片，或者拎着暖水瓶去逍遥津公园北门，找下棋的老头蹭一杯“大叶子”茶。那年的茶价，特级瓜片也就六十块一斤，老板会从大麻袋里挖一铲子，给每张包成牛角包。
老汪当时的铺子还叫“正兴茶叶”，只有一间门面，门口叠着十几个蛇皮袋，装着福建的青茶、云南的砖茶、皖南的毛峰。他有个铸铁的电炉子，上面坐着一把搪瓷缸，缸底全是茶垢。你问他“合肥品茶哪家好”，他就用那把长柄铜勺子敲敲柜台：“茶无定味，喝得惯的就是好。你看我这缸子，四十年的茶垢，比任何紫砂壶都养人。”那时候没有人提“茶气”“回甘”这些词，大家只说“舒坦”或者“寡淡”。
茶城的搬迁，把老一套冲散了
2014年春天，江南茗茶城在西二环那边开业。老汪把铺子搬了过去，改叫“汪记茶号”。新装修的门面装了玻璃推拉门，货架是木色的，还配了一台电子秤——他说原来的杆秤太重，记账也麻烦。那一年，合肥品茶的圈子开始变了味儿。开车来的茶客坐在茶台前，一上来就问：“老板有没有单芽的？最好有回甘的。”老汪不太会应付这种人，他泡茶还是那把大搪瓷缸，只是换了个塑料柄的盖子。
我记得2016年夏天去采访他，下午三点，他正用一把小钢锯给自己焊一个茶盘。焊了一半，电话响了，是一个经常来买茶的中学老师打来的。老师在电话里说：“汪老板，我去年在你家买的那个野茶，怎么今年泡出来颜色不一样？”老汪捏着焊枪，歪着脖子回话：“你用的是自来水吧？去年用的桶装水。水质不一样，茶汤就变了。”挂了电话他骂了一句：“这些人喝茶，连水都分不清，还讲究什么山头。”
那几年，合肥城里突然冒出一批“茶空间”概念的店。包河万达楼上开了家“问山茶舍”，里面摆着琴和蒲团，一泡茶卖一百八。服务员穿棉麻褂子，每倒一泡茶就换一把壶。我跟着几个老茶客去坐过一次，有人点了“鸭屎香”，侍茶师讲了一串什么“鼻腔结构”“舌面分布”。老汪背着手在门口站着看，半个小时后出来，蹲在消防通道里抽烟，跟我们说：“我那个搪瓷缸子，泡出来的鸭屎香，也能有兰花底，就没人说好。”
2019年是一个分水岭
那一年秋天，合肥地铁三号线还没通车，但去大蜀山脚下喝茶的人已经成群结队了。山脚下原本有几家鱼塘，后来被改成了农家乐和茶室。老汪被两个相熟的建筑老板拉去合租了一套山间民房，房主老方是蜀山镇本地人，家里有两亩碎茶地，种了十几年野生灌木茶。老汪去看了那片地，发现茶树树干上长着青苔，叶子被虫咬过不少。“这才叫茶，”他蹲下来掐了一片叶子嚼了嚼，“甜里带一点涩，涩后返甘。化肥茶搞不出这个味。”
从那年起，老汪的铺子里多了十来个不锈钢密封罐，里面装着从独山、岳西、休宁的山里收来的散茶。每罐都用马克笔写了海拔、采摘日期和制茶人名字。去年的一个傍晚，有个人穿戴着全套户外装备进店，要买“用柴火灶杀青的烘青茶”。老汪指着仓库角落的蛇皮袋说：“那批是金寨响洪甸的，手工做的，你拿回去用玻璃杯泡，别用盖碗。”那人愣了几秒钟，他大概没料到，合肥还有这种老把式愿意实打实跟你说工艺。
现在合肥品茶的方式，已经分成了三拨人。要么像老汪这样，守着原料产地，跟山民打交道，一年跑几趟山里收青叶；要么在写字楼里藏着一间茶室，只招待熟人，喝的是风气和社交；还有一批年轻人，戴着耳钉，骑着电动踏板车，去中隐于市的咖啡店里要一杯“冷萃乌龙”。去年冬天，我在三里街附近的悦书房门口，看到一个小伙子用一个保温壶倒茶，倒出来的是瓶装的“东方树叶”混合版，倒完又了加点热水。
我没法说哪种好哪种坏，只是老汪自己改了口。前阵子他给店里添了一台小型烘干机，说明年打算自己做一批“轻发酵高山白牡丹”。他递给我一杯新泡的高山茶，茶汤发黄，悬浮着细绒。我问是什么茶。他说：“去年在大别山那边收来的群体种，叫不出名字。”那个茶入口有青豆味，舌根底下慢慢泛出一点甜，像吃了水煮嫩的豌豆荚，又像是雨后清晨菜园的味道。
我看着他倒掉那杯凉掉的旧叶，重新投茶，没有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