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站衔姑娘现在去哪了｜站衔夜市的姑娘们搬进了新门面
大侄子，你问的这“安庆站衔姑娘”，我懂。你说的不是哪个具体的人，是前些年一到晚上八点，火车站出站口那条斜街——站衔——上推着小车卖炒面、卖米酒、卖卤串的那一帮丫头。我记得最清楚的是2019年秋天，有个扎马尾辫的姑娘，推一辆改装过的小三轮，车斗里搁一只铝皮饭桶，掀开盖子，热气扑一脸，她喊一嗓子：“肉丝炒面，现炒的！”那声音亮堂，能压过火车进站的动静。
站衔原来什么样
老站衔东起售票厅后墙，西到邮政局宿舍门口，全长不到三百米。路两边是法梧，树叶子落下来，能在地上铺一层。姑娘们的小车就夹在卖甘蔗汁的、卖烤红薯的老摊子中间。她们的招牌多是硬纸壳写的，拿记号笔描几个字，“安庆站衔炒面”“站衔米酒”，有的干脆只写“姑娘”俩字。那时候谁要问“安庆站衔姑娘现在去哪了”，老住户准笑话你——人就在这儿，天天出摊，风雨无阻。
那会儿我每天傍晚遛弯都从站衔过。穿红围裙的姑娘卖酒酿，酒酿是拿白瓷碗盛的，碗沿磕掉一小块，她也不换，说是“缺口的碗招财”。旁边推铁皮车的是个短发姑娘，炒面必放一把绿豆芽，颠勺的时候火苗蹿起来，她能拿锅盖挡一下，菜籽油香能飘半条街。还有个戴眼镜的姑娘，只卖卤蛋和豆干，锅是铝制深锅，卤汤表面浮着红辣椒，她给客人捞蛋的时候，总要顺手舀一勺汤浇在豆干上。
有回我买完炒面，问那短发姑娘：“你们几个是不是同乡？”她擦擦手说：“叔，我们哪是同乡，都是火车站旁边职校毕业的，学的面点，没分配，就自己出来支个摊。”她说的职校，就是现在开发区那边那个，前年改成了技师学院。
那时候的价格也记得牢：炒面一律五块钱一碗，加鸡蛋加一块，卤蛋一块五，米酒两块钱一杯。这价维持到2021年春天。那年站前广场改造，站衔两边的法梧全锯了，说是要建地下通道。轰隆隆的挖掘机开进来，小店先搬，摊子后挪。
人还在，地方换了
你问安庆站衔姑娘现在去哪了？我去贴金刚网纱窗的时候，在新建的明珠广场小吃街碰见了那个戴眼镜的姑娘。她包了个两米宽的门面，玻璃柜台底下摆着不锈钢方盘，卤蛋还卖，卤汤颜色没变，辣椒还是那么红。她认出了我，第一句话是：“叔，你还追到这儿来了。”我说我是不放心，旧站衔扒了，你们的炉子往哪儿放。
她给我递了根塑料凳，说：“炉子都换成电的了，街道办统一配的，比煤气罐安全。”又说起另外俩姐妹：短发炒面的嫁到枞阳去了，跟着老公在县城开了面馆，招牌就叫“站衔炒面”；红围裙卖酒酿的在吾悦广场后街租了摊位，专做醪糟和桂花糊，她儿子上小学了，周末帮着递碗。
她们各自散了，但也没散远。她们把站衔这两个字各自带走了。现在你在安庆任何一条小吃街看见招牌上带“站衔”二字的，十有八九是当年那伙姑娘或者她们的徒弟。
新城隍庙市场还有半截老交情
今年开春，我到城隍庙市场配钥匙，转角有个卖炒货的摊子，老板娘在用铁锅炒黑芝麻。我一看那翻铲子的手势，眼熟。走近一看，正是当年站衔卖酒酿那红围裙姑娘，只不过围裙换成了蓝布罩衫。她见了我，把火关小，转身从纸箱里摸出两个玻璃瓶，一瓶是桂花酱，一瓶是晒干的山楂片，硬塞到我手上。
我问她：“你儿子呢？”她说儿子在校门口托管班，老公在安庆邦的物流站装卸货，她在这儿卖了三年炒货，隔壁摊位是她堂妹，卖手工辣条。她说话的时候眼睛总往摊子上的电子秤瞟——那边有个老太太在挑葵花籽。她等那老太太称完，才回过头补了一句：“叔，站衔那排法梧要是没砍，今年该有四层楼高了。”
我拎着桂花酱往回走，在城隍庙后门台阶上坐了一会儿。台阶缝隙里有去年落的干香樟籽，踩碎了有股清凉味。安庆站衔姑娘现在去哪了？这个问题其实不用答——她们把小铁车上的火种接进了门面，把铝皮饭桶换成了不锈钢操作台，把五块钱的炒面卖成了十二块的套餐。她们还在，只是晚上八点的站前广场，那个扎马尾的炒面姑娘再也不会掀开桶盖喊那嗓子了。你如果夜里路过吾悦广场，看见卖铁板豆腐的摊子前有女人低头刷油，她一抬头，喝水的搪瓷缸子磕在操作台上，叮当一声——那声音，和当年站衔树下的锅勺声，是一个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