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轨的人们一般都去哪儿约会｜老巷子茶馆邮局电影院各藏各的门道
老赵：
你问的这问题，搁在二十年前，我闭着眼都能给你画出张地图来。那时候我还在文化馆上班，天天骑着辆二八的永久自行车，车筐里塞着速写本和搪瓷缸，专往那些犄角旮旯的巷子里钻。你猜怎么着？凡是有背巷子的地方，准有家开了半扇门的小茶馆。门上挂着褪了色的蓝布帘子，帘子后头摆着张瘸腿的八仙桌，桌角缺了块漆，露着白木茬子。出轨那拨人约会，反倒不往高处走，专门挑这种低矮潮湿的、跟正经人路线拧着来的地方钻。
先说城南那条纱帽巷。巷口常年蹲着个修鞋匠，摊子上的锥子跟麻绳晒得发白。往里走二十步，左手边有家“魏记茶水炉”，炉膛里膛火整天不歇，铜壶嘴儿冒着白汽。我头一回注意这事儿，是看见一位穿墨绿旗袍的女士，每天下午三点整准到。她从来不坐靠窗的位子，永远挑最里头那张桌子，背对着墙，面朝着门口，手里攥着块银色怀表——那表盖儿开开合合，像只喘气的蛤蟆。过大概一刻钟，一个戴灰礼帽、拎公文包的男人就从后门溜进来。茶水炉的老板娘是个聋子，谁来了她都只是弓着腰添煤，从不抬眼。你说这地方妙不妙？一壶高碎叶子茶才八分钱，坐一下午没人轰你，墙皮上的水渍都洇成地图了，店员也懒得管你。
再往北走，过了胜利桥，桥底下有家“红星照像馆”。门脸不大，橱窗里摆着几张退了色的订婚照。照像馆二楼有个胶片冲洗暗房，红灯底下晾着几排底片。我有一回进去洗照片，撞见一对男女，男的穿着中山装，女的头发烫着大波浪，俩人合看一张三寸的黑白相片，笑得又僵又甜。老板姓干，瘦高个儿，戴着副赛璐璐框近视镜，只管问“要几寸的”，别的闲话一字不提。暗房的红灯泡忽明忽暗，照得人脸都成了一抹影，谁还分得清谁跟谁一起来的？后来干老板自己琢磨出个规矩：凡是暗房冲洗的胶卷，一律不修版，不放大，底片往信封里一塞，外边拿牛皮纸糊严实。这就叫“成不成相，随缘去”。
铁路边跟老澡堂子的讲究
跟前头那些地方比，火车站的候车室才是最大的“开放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绿皮车慢得像头拉磨的驴，北站候车室二楼有块隔出来的角落，摆着几排木头长椅，椅背上钉着“军人、老人优先”的铁牌。你猜怎么着？那儿专有人掐着点来“碰运气”。我亲眼见过一个穿铁路制服的乘务员，手里拎着只红漆食盒，隔二十分钟就从侧门探出头来张望一回。食盒里装的可能是两块绿豆糕，也许是一毛钱的薄荷糖，反正下趟车的汽笛一响，食盒盖子就合上了。
老式澡堂子也有名堂。石家庄胡同里的“玉泉池”，下午三点以前是女清堂，三点以后换男宾。可边上隔出的小耳房，专供“家庭盆浴”。那门口挂着木板帘，帘面上用墨汁写着“单间，向里”。我认识个退休的剃头匠老王，他说那几间单间从来不查“本子”，只要给门口收票的老高头两毛钱，老高头就递你们两把钥匙，一串是铜的，一串是铝的。有人说老王扯谎，老王咕嘟完一盅酽茶，拿剃刀刮着刮脸布说：“澡盆里的水见了凉汽就浑了，人身上的事也一样，别凑近了瞧。”
邮局、戏楼跟厕所旁的小饭馆
别漏了邮局。那时候写信是正大光明的事，可寄“存局候领”的包裹就不一样了。人民路邮局进门右手边的铁架子上，按姓氏字母分着好几排格子。有人把信写好了搁在“林”字格里，隔天再去取，什么话都藏在邮票底下的米汤儿里头。你光看邮局窗口前的队伍，穿灰布衫的跟穿干部装的总离着一个身位，但谁的裤兜里没揣着两张印了暗纹的信纸呢？
戏楼的后台通道更是出了名的“避风港”，尤其演的是《玉堂春》那种拖拖拉拉的长戏。后台堆着几口樟木戏箱，箱盖子里头粘着各路的戏单。有一回散戏后，我看见个挎着黄军包的女人，把一张攒了三个月的电影票根塞进箱缝里，过了半晌，过来个拉二胡的盲人，摸着箱缝把票根抽走了，转身弓着腰就往太平门那头去。
还有更小众的——公共厕所旁边的小面馆。你嫌臭？那些拉面摊子偏安在粪站后头的棚里，脏得赶苍蝇都不管用，可就因为脏，谁都不愿多待。老板煮面的时候毛巾搭在肩上，眼珠子只看灶膛里的火苗。吃一碗面，加两勺辣酱，碗底藏着片酱牛肉，就是那拨人“秘密接头”的一顿饭。
近些年那些新开辟的“战场”
老地方拆的拆，改的改。纱帽巷的茶水炉早些年被贴了封条，红旗照像馆那块橱窗改成了卖手机壳的店。可人总有新地方去。新开的仓储式超市里，冷库里那几排速冻冰柜后头，放着几捆闲置的塑料凳——你推着购物车过去，挡着谁的目光，就有空当。超市的广播每放完一首歌，保安就沿着货道溜达一圈，剩下那点空隙，比以前的茶馆还稳当。去年秋天我在三环边上的汽车影院看见个旧相识，他开着辆灰色桑塔纳，车屁股后头拴了两个气球的绳子——小孩坐的那个座位上空着，副驾驶上摆着两只空咖啡杯，杯子底下的托盘上压着张纸条，上面写了个“北”字。
时代变了，路子也野了。可你去问老广州，他会告诉你“越秀公园门口那把出租椅子的老头儿看得最清”，你去问老天津卫，他又说“海河边的石凳子从来不分季节”。人只要心里生了个“岔”字，哪儿都能变成跟平日不一样的地方。
反正，我最近常往中山路那家旧书店跑，老板姓廖，店里面朝过道搁着张长凳，凳面上的漆早就磨透了，露出一道一道的木纹，像指头印似的叠着。昨天下午我看见个女孩在那凳子上坐了近一个钟头，手里翻着一本《大众电影》，翻到第十六页就又退回第八页，来回倒腾。廖老板头也不抬，只管拿鸡毛掸子掸书架顶上那排《毛选》。天色擦黑的时候，门外忽然传来自行车铃铛的声响——他“叮铃铃——”地摇了三声，女孩合上杂志，起身把书搁回架子上，走到门口，却又回头看了一眼那本杂志的封底，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那封底上印着个闹钟的广告，旁边印着一行小字：“准时，让每一刻笃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