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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区那有站街|夜市巷口的水果摊,凌晨两点还亮着灯

你问市中区那有站街?我这么跟你说吧,开了十二年水果摊,晚上十点以后来买橘子的,十个里有八个不是真馋橘子。他们蹲在摊边挑橙子,眼睛却瞟着巷口那盏路灯——那里站着的,都是等活儿的人,不是等情人。

我的摊子就在市中区老电影院斜对面,铁皮棚子,挂了块“阿芳水果”的牌子,漆都晒裂了,用胶带缠着。2016年那会儿,隔壁裁缝店老板娘还笑话我:“你这招牌,比巷子口那个站街的还破。”

灯下的规矩,比水果的秤还准

市中区那有站街,我们这一排商户心知肚明。晚上九点过后,环卫工扫完最后一趟,路灯底下就开始有人影晃。站街的从不挨近我的摊子,她们嫌灯光太亮,怕看清脸上的粉。倒是常在巷口那棵歪脖槐树底下,树影遮一半脸,手里捏瓶矿泉水,喝一口,放回树根处,跟接头暗号似的。

有回一个穿碎花裙的姑娘,大概二十五六岁,蹲下来问我“老板,香蕉怎么卖”。她手指甲修得尖尖的,涂了淡粉色,捏着一根香蕉问熟不熟。我说熟了,她笑了笑,没买,起身往巷子口走。后来我常见她,她从来不买我东西,但总要蹲下来摸一摸水果,像在假装挑一挑。久了我就懂,她是在等那盏路灯下“排队”的人少一点,再凑过去。

她们之间也有规矩:

  • 东边路灯归一个穿红凉拖的大姐带,她不站,只在巷口广告牌底下坐着嗑瓜子
  • 西边歪脖树是那碎花裙的“位”,别人不来抢,来了她也让
  • 下雨天全体挪到对面银行ATM的屋檐底下,挤着也不吵

有回一个男孩跑过来问我:“阿姨,那几个人干嘛的?”我递给他一个梨,说:“等人,像你等校门口接你的妈妈一样。”

我的水果摊,成了她们的“安全岛”

说实话,一开始我不乐意。夜里人来人往,她们离我近,客人嫌“不干净”,买两斤苹果都绕开走。后来有一次,一个醉醺醺的男人过来拉扯碎花裙,她没喊,只是瞪着眼睛往我这瞧。我正切西瓜,举着刀冲那男的喊:“嘿,我这儿正切瓜,汁水溅你一身,你走不走?”男的愣了一下,骂骂咧咧走了。

从那以后,她们—也不全是碎花裙那拨人,常来常往的几个—会默契地帮我看着摊子。我去巷口上厕所,碎花裙就往前挪两步,坐在我的马扎上,有人来买水,她指着冰柜说“自己拿,三块钱”。她算账比我利索,我从没见她算错过一分钱。后来我干脆在小黑板上写了:夜里十二点后,买水果送塑料袋。其实不是送,是她们需要一个大点儿的袋子,装着晚上买的换洗衣物或是吃剩的盒饭。

凌晨两点,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来买梨,挑了十分钟,最后买了两斤。他说:“嗓子疼,蒸梨吃。”他走的时候,歪脖树底下那碎花裙低下头,把脸埋进膝盖里。我瞅了一眼,秤上那袋梨,多垫了半张旧报纸,里头包了两块冰糖。

路灯下的营生,也有自己的时辰

市中区那有站街,但站街也不是365天的。周日早上,那棵歪脖树底下摆着谁家的小推车,卖早点的老太太煎油饼。碎花裙到那个点就从巷口的小旅馆出来,买一杯豆腐脑,蹲在我摊边吃。她嚼着油条问我:“老板娘,你这摊子几点收?”我说天亮就收。她点点头:“那我也天亮前走。”

她们从不说自己住哪。但我知道,有阵子巷口废品的王老头收来的旧棉被里夹着一张身份证,名字叫张月,写的户口地址是邻省的农村。碎花裙那几天没来,后来来了,从来不提身份证的事。王老头也不问,只是把那张身份证压在他收纸壳子的秤砣底下,说“放我这稳当”。

有天夜里下大雨,碎花裙没带伞,缩在我棚子的防水布下边。她忽然说:“老板娘,你摊儿的灯,比路灯暖和。”我说那是因为灯管有滤镜,水果显色好。她说不是,“路灯是给过路人用的,你这灯是给站着的,照下来,影子能落在自己脚边。”

凌晨四点,该散就散

现在市中区连着扫了几年“立面整治”,路灯杆换了,广告牌拆了,那棵歪脖槐树也移走了,亮得跟白天一样。但晚上十一点,还是有几个人影,在巷口转角处晃—不是站街的,而是二十几岁穿卫衣的小伙子,手里捏手机,等代驾单子。也有捏着工牌、刚从夜班下来的,蹲在台阶上抽根烟。

时间段我的摊前巷口转角
晚9点-11点卖桔子、梨,给“下班的人”称点甜的碎花裙站过,后来换成灰色大衣的姑娘
11点-2点切菠萝,卖给代驾小哥垫肚子站街的少了,等活儿的多了
2点-4点半收拾架子,算这天卖了多少最后一个人影钻进巷口,不是去旅馆,是往菜市场后门走,那里有家24小时拉面馆

上回我收摊,天刚泛青,看到碎花裙换了一身深蓝色运动服,背着一个干干净净的双肩包,从我摊前过。她没停下,只是朝我这边偏了偏头。我正把最后一筐没卖完的苹果往三轮车上搬,她伸手帮我扶了一把,没说话,然后顺着清洁工扫出的路走了。那筐苹果里面,我第一次,底下放了一盒德芙巧克力,不是她买的,是有一回一个穿西装的人放到我摊上说“给月姐”,我没追问是谁。她没看到那盒巧克力,我也没说。三轮车蹬起来的时候,我往反光镜里看了一眼,那棵被移走的歪脖槐树的位置,种了新的女贞,叶子还稀,路灯底下,落着一片锈红色的东西,像是谁掉了半只旧耳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