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接客最多的小姐｜老槐树底下那盘公共电话的账本
“张大爷，您说那会儿咱胡同口公用电话，一天到晚排队，那小姐是不是特忙？”对门小周蹲在马路牙子上啃冰棍，舌头冻得直吸溜。
“忙！咋不忙！”我把搪瓷缸子往台阶上一墩，“你问同时接客最多的小姐？那得数八七年到九二年，咱们胡同口那个话务员，姓佟，大伙儿都喊她‘佟小姐’。”
小周乐了：“小姐？那不跟南方发廊似的？”
“去你小子的！”我拿蒲扇扇他脑门，“人家是正经邮电局的，穿蓝制服，短发别俩黑卡子。我说的接客，是接电话的‘接’！那会儿谁家装得起电话？全胡同就她那一个亭子。”
那台机器跟打仗似的
佟小姐那台机器是红色拨盘的，上面盖块玻璃罩子，玻璃右下角磕掉一小块，拿透明胶粘着。她左手按着登记本，右手转拨盘，转完一圈嘴里念叨号码，耳朵肩膀夹着听筒。冬天手冻得裂口子，缠着白胶布，拨盘转起来“咔啦咔啦”响，跟嗑瓜子似的脆生。
早七点开机，晚上十一点锁门。中间除去上厕所，她屁股基本不离开那把木头椅子。椅子坐得油亮，边角磨出黄芯子。
我问她：“小佟，一天能接多少？”
她头也不抬：“张大爷，您数数这登记本，一天少说一百八十个。赶上礼拜天，二百出头。”说着，手里又抄起一个电话——“喂，外线，您说几号？对，咱这是总机转。”她那嗓子到下午就哑了，含一片胖大海接着接。
同时接客最多小姐的本事
要说同时接客最多，光快不行，得一心三用。佟小姐能左手记号码，右手拨盘，嘴里跟柜台前等着的人说“您稍等半分钟”。有一回我亲眼见，她同时兜着三个线——一个等外线长途，一个查号，一个就是本胡同老孙家喊儿子回家吃饭。她三条线倒着来，谁也不耽误，那脑子跟算盘珠子似的，拨一下就一个准。
后来邮电局还评过先进个人，说她一个月接客六千多次，全分局第一。这数儿我不瞎编，奖状就贴在她那亭子里的东墙上，红底金字，边角让太阳晒白了。
不过话说回来，最绝的不是快，是记性。谁家亲戚在外地的号，她脑子里有本账。问“张大爷，山东二姨家”，她“啪”就报出一串数字，比查号台还利索。有一回派出所找人急，大半夜敲她窗户，她披件棉袄出来，三分半钟就接上线了，那民警直竖大拇指：“佟姐，您这脑子值台电脑！”
但那活儿也真不是人干的。夏天铁皮亭子里得有三四十度，汗顺着她脖子淌，她能拿毛巾一边擦一边讲话。冬天冻脚，她跺着脚接，跺得玻璃柜子直颤。有一回感冒发烧到三十八度多，站都站不稳，还硬撑着接了俩钟头，说是外地有家属等急病消息的，撂不得。
“接电话不像别的活，你晚五分钟，那边人心里着了火一样。尤其是医院、电报局打来的，那真是命悬着一根线。”
后来的事
九三年底，胡同装了程控电话，家家户户能自己拨号了。佟小姐的亭子没拆，但改成代卖邮票杂志。她还在那坐着，只是手边听筒换成了电烙铁，帮着封装话费单子。没人喊她小姐了，都叫“佟师傅”。她笑着说：“这下清净了，可我这手呀，搁不住没事干。”
前年我路过老地方，亭子早拆了，变成一排共享单车。地上还有几痕水泥印子，是原来那亭子四根柱子打的眼儿。对面新开了个奶茶店，小妹戴着耳机，同时接三四个美团订单，屏幕上数字跳得飞快。
我站那儿看了半天，那小妹抬头问：“大爷，您喝啥？扫码下单。”
我摇摇头说：“姑娘，你这单子接得多。”她嘿嘿一笑：“还行，中午能同时接十几单。”
我想说这跟当年那位不在一个道上，但没开口。后来听说佟小姐搬去通州带孙子了。前阵子我去买降压药，药房橱窗贴着老照片，有一张黑白大合影，前排坐着一排话务员，蓝制服，戴耳机。我凑近瞅了瞅——最右边那位，短发，别俩黑卡子，正咧着嘴笑，露出两颗虎牙。
药房店员问我要哪个，我指了指那张照片说：“这个，麻烦您帮我放大了一张。”她问干啥用，我说不干啥，就搁床头。她递给我时，我翻到背面，有人用圆珠笔写了几个字：“1987年全局先进话务班组——长话台留念。”
字底下还有一行，小，潦草，像是后补的：“今儿机器终于拆了，睡了个踏实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