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团山还有吗｜一把刨子问老城
刨花卷着桐油味从虎口飞出来，落在东街老宅的门槛石上。我蹲在那儿修一张断了榫的八仙桌，隔壁修鞋摊的老周递过来一支烟：“师傅，你总说团山团山，襄阳团山还有吗？”我拿烟在指甲盖上顿了顿，指了指北边——那里灰蒙蒙的天际线里，立着半截老烟囱。那是一九九七年秋天，我在这条街上摆摊的第十一个年头。
烟囱底下就是团山。早年间从樊城过江，顺着焦枝铁路走四十分钟，能看见一大片红砖仓库，那是团山货场。货场不存货，存的是我这样的人——木匠、篾匠、箍桶匠，各占一间仓，白天干活，晚上睡刨花堆。墙根码着泡了半年的杉木，黄亮亮的，用手一掐一个水印，那是最好的料。仓库没门，冬天挂一条烂棉絮，夏天敞着口，穿堂风把刨花吹得满场飞。
老账本和两把锉
一九九〇年前后，团山的木工活好接。附近几个县的人嫁闺女，都要来打一套陪嫁家具——高低柜、五斗橱、梳妆台，木料自带，工钱按件算。那时候一把大锉八块钱，小锉五块，我一次买十把，往围腰兜里一揣，走破两条的确良裤子。领头的老许管账，记工簿是糊墙的牛皮纸裁的，铅笔字写得斜歪：“七月三，贺家台，樟木箱一，工钱卅。”后来老许去南边打工，账本扯下来包了油条，谁也没再问团山还招不招人。
那几年团山最热闹的是早上五点半。手艺人蹲在铁路边吃糊辣汤，有一家支着铁皮棚子，老板娘姓郑，大嗓门，舀汤捎带搭一勺腌萝卜干。她记得住每人口味——老五不吃辣，阿良要多放粉条，我偏要汤浓一点，漂着油花的糊辣汤，配一根刚出锅的油馍。有人问起将来，郑大姐拿勺子敲锅边：“你们这一走，襄阳团山还有吗？我看悬。”她原是开玩笑，没想到一语成谶，九三年货场改扩建，仓库扒了一半，机器声赶走了刨木花的节奏。
我在团山待了最后一整月，把存货的料清干净——
- 十一根水曲柳，卖给做课桌的刘老板，他晚上来拉，手电筒的光里，木纹像河面细浪；
- 二十三块杉木板，换成五百斤大米，用板车推回市区，重得车胎压扁半寸；
- 两把用了八年的大锉，磨得只剩半指宽，我放进工具箱最底层，再也没碰过。
走的那天，铁路边新栽了一排杨树，叶子掌大，油亮亮的。团山老站牌上的铁皮锈穿了角，“山”字缺了一横，远远看去像个歪倒的柴捆。
刨刀刃的老茧
后来我在东街扎下根，每隔几年，会梦见团山。梦里不是仓库，是刨花的味道——那种松脂混合汗碱的气息，比任何香水都醒目。有人来修旧家具，偶尔提起，说团山那片地盖了汽配城，红砖仓库换成了蓝铁皮厂房；又有人说铁路改线，老站牌拆下来当废铁，卖给收垃圾的了。说法对不上，但有一点一致，问“襄阳团山还有吗”，得到的回答多半是摇头：“谁愿意待那灰扑扑的地方。”
今年春天，一个年轻人拎着把坏了的矮脚凳来找我。凳腿是柏木的，纹路细密，底端箍着两道铁条，做工规矩。他说是从老宅阁楼翻出来的，听说我会这行当，一路打听来的。我拿手电照了照凳底——刻着一个乌黑发亮的“许”字。那是老许的手艺，他爱在看不见的地方留名字，用凿子歪斜着刻，字缝里填进黑漆。
“你这凳子，是团山的活。”我说。
“团山？”年轻人低头看凳子，“我爸说那地方早就没了。”
我没接话，拿刨子沿凳腿走了一遍，刨花卷着枯木皮飞起来。窗外柴油车轰轰过，街对面卖卤菜的正在卸锅。我把凳子翻过来，指给他看榫眼接缝处那一圈暗红，那是水曲柳浸润多年后渗出的树脂，像一层硬壳漆：“木器不做假，料认识手。这东西活过了团山。”年轻人说不出话，把凳子重新放平到地上，站上去试了试——比来时稳当多了。他谢过我，扛着凳子走出巷口，拐弯时我没看清，只觉得他后背的影子，像那年货场里扛着木板下坡的人。油馍香飘过来，今天的糊辣汤不知还有没有腌萝卜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