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舞厅经历｜二十年的灯影与磨盘
那年秋天的某个下午，我把黄河边那家舞厅的钥匙还给老板时，他正在门口晒一簸箕干辣椒。钥匙在手里攥得发烫，铜片上都磨出了指痕印。我说，老王，收了，跑不动了。他抬头看我一眼，手背上的面粉没拍干净，问我，那你的卡座呢，让给谁？我摇摇头，没答话。那间正对着迪斯科灯球的卡座，我坐了多少年，算不清，跟舞厅门口那道大理石门槛一样，走光了。
我干手艺活，正儿八经的手艺，修钟表。摊子不大，最早就支在张掖路市场南口的台阶旁边，一张矮桌，三个抽屉，抽屉里全是齿轮、发条、红宝石轴承。那时候兰州城跟现在不一样，街道没那么宽，但大家都爱跳舞。我说的跳舞，不是广场上那种，是室内舞厅里正经的交际舞和迪斯科。上世纪九十年代，舞厅就是兰州人的夜客厅，不吃不喝不去舞厅，一礼拜的日子就过得沉闷。我修表，修一天，晚上便去舞厅坐一阵，一来二去，跟舞厅的老板、服务生、甚至换灯的师傅都混了个脸熟。
那个年代，钟表店旁边就是一家叫“银河宫”的舞厅，门脸不大，进去要下三级台阶，脚底下先是软地毯，再是水磨石地坪。进门左手有一个小木柜，卖瓜子汽水和五香花生米，柜台上老摆着一台白色的电子金唱片机。舞厅里挂着紫红色的绒布帘子，天花板上垂下来几串彩灯，转起来的时候，地板上就铺满一层碎金子的光。我晚上收摊早，大多在九点来钟进舞厅，花两块钱买一杯茉莉花茶，坐在靠近墙根那一排卡座里，喝一口茶，看一会儿，困了才走。
时间一长，就有老主顾知道我修表。银河宫里做事的人，戴的大多是石英表，走时不准了，星期几跳错要，就拿过来夹着表链子放到我抽屉里：“小师傅，你看能不能给调一调。跳舞误了钟点可不行，来晚了占不到好桌子。”我便在焊烟灯下，用镊子拨一拨齿轮，换一节电池，擦一擦触点，也就几分钟功夫。修好了，他们就在舞池里转几圈，过来拍我肩膀乐呵呵地说一句：兰州舞厅经历里头，遇到你这样的修表匠，算是运气。
那句话我记到现在。九几年的兰州，城市里晚上没什么娱乐，大家在舞厅里待着总觉得舒坦。那会儿的舞池子里，年轻人穿着垫肩西服，女士的裙子是一步裙，转起来不方便但也硬要转。我见过一个白衬衫的男的，汗水把领子浸透，就那一圈都是深灰色，他不擦汗，扶着他的女伴从三步转成四步，累了也不坐下，跑到舞池边的散热风扇前面站上半分钟，吹干了又回去。就像那些上了发条的表，不到旋到底，不肯歇。
后来到了两千年初，街上开始拆房子。先是市场门口的矮棚子拆了，然后银河宫门口那三级台阶也被水泥抹平了，门头换了三次颜色。很快那地方承租给了卖碟片的，老板把彩灯拆了，把木柜砸了，做成一间一格的小隔间，靠墙挂满盗版VCD。我在旁边支了十几年的修表摊，人家说要改造，我也只好搬场。没搬到别处，搬到巷子里头一家牛肉面馆的窗沿底下，修表的手艺不能丢。来来往往吃面的人踱过来问：“你还修表吗？还能修那种老的机械表吗？”我说能修，只要零件没换成塑料的。
其中有个女老师，姓郑，六十多岁，头发已经白了一大片。她拿着一块老上海表，到我面前放下，表壳擦得精亮，秒针却卡在七点的位置纹丝不动。她坐到我旁边的马扎上，也不催，跟我聊一阵。她告诉我，这块表是当年在舞厅里认识的一个拉手风琴的老头子送的。她在舞厅做过情咨员，什么叫做情咨员，就是谁被冷落了，她陪着说说话倒倒水。那个拉手风琴的师傅，专给慢舞配乐，每晚重复十二支曲子，从不换新。后来她退休了，那块表倒一直留着，只是最近不走了。
我拆开后盖，游丝没有严重锈蚀，就是擒纵叉上一个螺钉松了半圈。我用尖口钳拧紧，又在叉瓦上抹了一小滴表油，再用吹气球把灰吹净。盖上后盖，拿镊子挑着表把上了弦，放到耳朵边一听，那声音脆脆的，有种不急不乱的味道。我拿给她看，她笑了，说：“真好，它还走。你把兰州舞厅经历又给我修回来一截。”我没答话，心里知道这不简单的是一块表。
前两年巷子拆迁，牛肉面馆也搬了。我在城郊汽车站旁边租了一个铁皮屋，四周摆满来修的表、配的钥匙、挂钟和老座钟。偶尔有年轻人路过，看见摊上摆着一只转花圆盘，问我那是干嘛的。我说，当年修表摊的人都讲究，手里捏一个轻模压的表盘擦灰用，也不单擦表，也擦那舞厅球灯映射出来落了一层的金粉。年轻人似懂非懂，低头看手机就走了。
晚上锁屋门前，我把窗帘拉严实，拿一条旧绒布，在小圆盘上轻轻转一圈，转完也不赶着放进抽屉，就搁在台灯底下。绒布边缘的线头磨得毛了一茬，灯光照上去，泛着红褐色，像当年银河宫帘子的那种颜色。明天再调，还是要调的，只是具体调哪一枚指针，等天亮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