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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凤姐楼最出名的三个地方|老街坊口中的三处地标

上个月我回凤姐楼拿旧户口本,在七层电梯口撞见背着蛇皮袋的阿娟。她问我是不是来找“那三个地方”的——我说不是,我就是回家。她咧嘴笑,露出一口让烟熏黄的牙:“你走了十年,楼下的‘肥婆饭堂’上周贴了转让。”我站在电梯里,看着楼层数字从七跳到三,突然意识到这栋五十年的老楼,正在把最后一批熟面孔往外吐。

凤姐楼在深水埗桂林街和医局街的夹角,青灰色外墙皮剥得像是癞痢头,进门要刷卡,但那道铁闸门用得久了,随便一张八达通都能蹭开。整栋楼十二层,每层八户,走廊堆满鞋柜和晾衣架。外人总把“凤姐楼”往歪处想,其实八十年代这楼里住了三十几个纺织女工,都叫“凤姐”,是凤记纱厂的员工宿舍。如今纱厂早没了,楼里换成了陪读妈妈、夜市摊主和新移民,但老牌匾还挂在七楼电工房墙上,黄铜色字牌磨得只剩下“鳳”和“樓”两个字,中间那块“記”要被摘的时候吊在半空摇了两个星期。

要说最出名的三个地方,老邻居十有八九会跟你报这一串——地下一层的“五点茶档”、六楼转角处的“缝补角”、天台那口叫“叫早钟”的铁铃铛。挨个说,各有各的来历。

一、地下一层的“五点茶档”

以前这里是不是凤记纱厂的成品仓库,没人能确定。铁门后头摆五张广东麻将台,两张折叠桌,一个煤气炉架在两条砖上。老板娘兰姨做了二十三年丝袜奶茶,每天早上四点半开门,下午五点收拾炉子,雷打不动收摊,所以叫“五点茶档”。她煮茶有个怪规矩:第一壶茶水必须倒在发霉的墙根,说那是敬土地公的。穿西装的律师坐在马札上跟穿拖鞋的报关员共拼一张圆桌,是这条街的常态。

我叫得出座头每个水杯的手感:白磁杯缺了把柄的那只,三号桌刘伯专用;钢化玻璃杯有一条裂纹的,是先逝去的老唐常年占着靠门的座。这里不铺价目表,兰姨看人下菜:穿校服的就收六块钱冻饮,搬运工拿陶碗装免费白开水,真正的熟客只讲一句“唔该照旧”,她就往茶里加一小勺姜蓉——这是从楼下搬走的船夫教她的手艺。

但最近三年,茶档的常客数量锐减。当年跟兰姨学冲茶的阿香,跑去天桥底开果汁店;修空调的陈师傅退休回了白云镇。剩下的人点完鸳鸯奶茶不再逗留,举个胶袋急急忙忙走了。兰姨的煤气炉收摊时间二十年没变,去年我见过一次她站在门口数椅子:“坐得满就再加台。”那天是一号,但她数了三遍,都是十一张。

二、六楼转角处的“缝补角”

打四楼开始,走廊墙上就开始有用粉笔画的箭头:“破洞找洪妈,钉扣找洪姐,改裤脚找洪妈的前邻”。六楼转角,有张红白蓝帆布围成的半封闭区,就是我两个钟头前说的“缝补角”。洪妈和别家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她的工位没有招牌,所有顾客都自带小马扎,排队坐在水表井旁边。墙面上贴着一张黄纸:“工钱随便。

红白蓝布上的黑字斑驳如铜印,排队的布条上要夹一张外卖单写号码,她认不了繁体字,总用短笔字记“穿K”和“改裤”看成一家。从哪一年起她不再用针穿线,换成台式缝纫机呢?没有人知道,只知头一次到她这里是孕妇李母改一件吊带裙腰部,那时候她还用针线手缝,摆着一张木制缠线板。现在缠线板停在墙最黑的挂钩上,缝纫机头的皮带断了两回,去年我亲眼见她补裤脚拖线头穿了三个孔。——走针的时候整个楼梯间咯咯响,那像四十年前她在福田车间里的老式缝机的晌肉声。

三年前,社区福利院想征她一分为整改,洪妈提条件:“可以在大厅挂牌,但每晚十一点后要在墙外留一盏灯,转给夜班回来抄近道的人。”到现在这灯根本没装,但玻璃碎了的那块一直补着快递盒拆开的硬纸板。

三、天台上那口“叫早钟”

十二楼没有天线房,只有一口铸铁钟倒扣在水泥墩上。出厂铭牌上写的是“1965,大阪制作”——当年凤记借了一批香港日本冲压钟,这在工业学校的历史讲义角落里有记载,但无从考据。这钟到今天连钟锤都锈没了,晨早五六点的洪亮回音是人们用手背拍出来的——五点半那条内裤街开市,铃声就是市场的开工令。拍钟的人不固定:今天物业阿伯拍,明天收破烂的打更人拍。五十年前整箱拍出来的可能是英国遗志,如今只靠一下下朝八晚六。

最后那三个星期

临搬走前的夏季里,钟声慢了下来:先是屋顶补了沥青工,人们嫌吵换了塑料锤;装吊阿娟给梁顶安全牌换电池时顺手绕了几圈塑料膜在敲击棍上……我猜那口钟就是在上个礼拜最后停止工作的——没人说该照顾了。铁钟旁边的水箱盖底下压着一版本锈迹班的营业手册,旁边衬垫的纸皮印着1947年中山五路的成衣行单据,同一天有人寄大信封上来没有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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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当我昨天回迁民局拿更址通知的地铁乘返。侧身到天台时发现那根敲钟的粗绳子捆着一柄塑料漏斗留给你未来那位用,因为最后台风吹断的帆布顶、布条缝隙里卡着摊贩的价格胶牌,地上捡到一个不锈钢证章形同凤凰指尾,冲你那几天闻沾满油香的锁具号同车胎外胎盘气。

当年的锅炉房隔间做成了物业管理处气垫仓的空巢报修簿放在旧冰箱顶当挂钩型旗杆挂几条鲫鱼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