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峪关老火车站站巷叫什么｜三个字，老站房后头那条土路
“你问嘉峪关老火车站站巷叫什么？”我把抹布往柜台上一搭，给对面坐着的年轻姑娘续了杯茶，“那巷子没个正经名字，老住户都喊它‘后道’。就老站房屁股后头那条土路，往东拐能通到货场，往西走到底是个废品收购站。”
姑娘是来寻她爷爷旧居的，手里攥着一张泛黄的煤车票。她问我：“那后道两边，是不是有一排红砖平房？门口都堆着蜂窝煤？”
我笑了，这姑娘还真问对人了。我在嘉峪关老火车站旁边开了二十年烟酒铺，铺面就对着站前广场。
那时候的后道
87年我刚盘下这铺子时，嘉峪关老火车站站巷叫什么根本没人较真，反正你说“后道”，拉煤的、接站的、卖酿皮的都懂。巷子不宽，一辆解放卡车开进去，两边骑车的人得贴墙根等。地上尽是煤渣和葵花籽皮，下雨天踩一脚，泥里泛着黑亮。
巷口第一间是刘婶的饸饹面摊，支个帆布棚子，下面摆四条长凳。她家面汤里放胡椒，重得很，赶夜车的人就爱那一口。紧接着是修轮胎的老孟，他那铺子墙上挂满黑乎乎的胎皮，常年一股胶皮味。
“后道？你找哪家？是找刘婶还是找老孟？要是找那个瘸腿的补鞋匠，他前年就不干了，回张掖老家了。”
我跟那姑娘说，你要找的平房大概是靠货场那一段，门牌号早换过几轮了。以前那排房子的窗户都矮，伸手就能够着窗台。夏天有人把西瓜吊在窗户外头，拿网兜装着，浸在从水龙头接的凉水里。夜里过车，灯光扫过去，能看见砖缝里长出的灰灰菜。
压断脊梁的坡，和等车的人
后道中段有个坡，坡不陡，但拉板车的人到了那儿都得弓下腰。我见过一个推着三轮车卖菜的老汉，坡半腰上歇了三次，汗巾子湿透了搭在脖颈上。三轮车里装着土豆、茄子，还有两捆葱。他说这坡最怕下雪，一冻溜滑，摔倒过好几回，膝盖到现在还阴天疼。
坡顶是候车室的侧门，门常年锁着，铁锁锈得发黄。但是门边的台阶宽，台阶上的水泥被磨得光滑，坐满了等车的人。
- 有拎着塑料桶装醋的，桶盖没拧紧，醋味散得老远。
- 有抱着婴儿的年轻妈妈，孩子哭闹，她就从包里掏出烤焦的馒头片让孩子啃。
- 有穿着铁路制服的年轻人，帽子夹在腋下，蹲在台阶上抽“黄金叶”，烟灰弹在台阶缝里。
这些人后来去哪儿了？我没数过。只记得每年入冬，台阶上的人最少，冷风从货场那边灌过来，带着铁锈和柴油的混味儿。那时候嘉峪关老火车站站巷叫什么，反正没人深究，你就是把那三个字说全了——“后道巷”——也没几个人认。因为大家叫“后道”叫顺嘴了。
面条、棋局和钥匙串
后道东头第二家是间棋牌室，其实是老赵住的房子腾出来的。他摆了两张方桌，桌上压着玻璃板，玻璃板底下塞着各种棋谱和旧车票。下午两点以后，没活儿干的老头就凑过来了。
老赵不收钱，但是赢棋的得出去买两瓶“冻梨汽水”，输的负责扫地。他爱人管着隔壁的小卖部，谁买酱油忘了带钱，都先记在硬纸板上。那硬纸板挂了一溜儿，用圆珠笔写的名字，年底一总，有人还钱，有人搬走，纸板就撕掉一角。
我在铺子里天天看着这些事。有个常客叫孙瘸子，不是真瘸，是走路快慢脚。他是货场卸货的，每年秋季最忙，装玉米包。他来我这儿买烟，从来不挑牌子，就扔下一块钱，“拿包最贱的”。有回他多坐了一会儿，说：
“老板，你说这后道要是哪天真修成柏油路了，我反倒不知道该往哪儿下脚了。”
我递给他一根烟，指着门外说：“你看那电线杆，上面挂的喇叭多少年了，锈成那样也没响过。真要修路，倒是先该修修这个。”
孙瘸子咧嘴笑，露出一口烟熏黄的牙。他手里一直攥着一串钥匙，不知道开哪扇门用的。后来听说他在别处买了房，再没见过。那把钥匙串他从来没放下过。
现在那条巷子还在
08年铁路提速，老火车站停了客运，只有绿皮慢车偶尔停靠。后道的商铺关了一大半，刘婶的饸饹面棚拆了，改成一家卖五金电料的。老孟的修车铺改成了快递站点，门口堆着纸箱。红砖平房倒是没拆，有些租给收废品的，有些空着，窗玻璃破了好几年也没人管。
前阵子我关了铺子，走进后道想看看老赵还在不在。棋牌室没了，老赵去年得病走了。他爱人还在对面住着，看到我，从簸箕里拣出几个干瘪的红枣塞给我。她说老赵最后那几天，还念叨着后道的坡该有人管管了，结果也没等到。
我拿着红枣站在坡底下，太阳照在土路上，煤渣子反着碎光。几个年轻人从货场那边过来，边走边看手机地图，其中一个问旁边的人：“这老街叫什么来着？”他同伴摇头。他们不知道，他们脚下踩的地方，就是多少年前我一天走八趟的后道，是那个嘉峪关老火车站站巷叫后道的土路。
风从原来的候车室侧门口吹过来，卷起一片废纸。
我现在还能想起刘婶那口面锅的蒸汽，白花花地冒着，把巷口的人影都糊得模模糊糊的。茶叶是凉了，我端起杯喝了一口，看着那姑娘，她说她爷爷以前是货场搬运工，工会发的搪瓷缸子还留着。我想了想，告诉她：“你到后道去，走到坡顶，往西数第三根电线杆底下，砖缝里塞着一颗玻璃弹珠。我亲眼看见一个孩子在那儿掉的，那时候他哭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