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窗帘安装方法，作者： ，：

常州站街｜老西门桥头等客的那些日子

老陈：

信收到。你问“常州站街”是啥名堂，我一开始还愣了半天——这词儿搁我们这辈人嘴里，就是字面意思，站在街上等活儿干。你记得九几年咱们在常州打工那会儿不？现在年轻人听见这三个字就往歪处想，其实那时候火车站、汽车站门口，一大溜人站街等零工，扛包、卸货、带路，挣的是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儿的辛苦钱。

桥头那棵老槐树底下

要说常州站街最热闹的地界，跑不了西瀛里那边的老桥头。桥栏杆是青石的，磨得发亮，桥头那棵槐树少说五十年了，夏天树荫铺开能罩住半条街。我们这些等活儿的人，清早五点多就聚过去，也不多话，蹲在树下抽烟，或者把蛇皮袋往地上一铺，坐上面眯瞪。谁兜里揣着两根油条，掰碎了分给大家，就着热茶吞下去——这就算早饭了。

我头一回站街是1996年，刚过年，身上只有三十块钱。那天下着毛毛雨，我站在槐树底下，看着运河水浑黄地流过去。一个穿蓝布工作服的中年人骑自行车过来，车后座捆着两袋水泥，冲我们喊：“来两个人，红星新村二楼，搬完一人五块！”我还没反应过来，旁边一个黑脸汉子已经蹿出去，拽着我的袖子就跑。那人姓周，后来我们都叫他“老周”，他跟我说：“站街不是站着发呆，眼里得有活，腿脚得快。”

老周教会我不少。他说常州站街有讲究，不能扎堆堵在人家店门口，得留出过道，店主开店晚了，心善的会给碗热水，不耐烦的拿扫帚赶人。时间长了就摸出门道：上午等装修的零工，下午盯搬家送货的，傍晚帮倒腾旧货的阿姨抬三轮车。每条街有每条街的规矩，博爱路上站的那帮人专做布匹市场的短驳，关河路上则是码头卸货。

传呼机响起来的时候

后来有了传呼机，站街就不光傻等了。那几年常州站街的人，腰间别个传呼机算是标配，中文机贵，数字机就行。我攒了三个月钱，买了个二手摩托罗拉，九块钱月租。传呼一响，赶紧找公用电话回过去。老周编了个口诀：“响一声是熟客，响两声是中介，连响三声——”他嘿嘿笑，“是媳妇查岗。”其实大家那会儿都光棍，哪来的媳妇查岗，但这话让站街的日子有了点笑料。

公用电话摊主是位姓蒋的大姐，在桥边支了个岗亭，夏天卖汽水，冬天卖茶叶蛋。她那儿搁着本厚电话簿，边角卷得不成样子，上面记着各家装潢队、搬家公司的号码。我们回电话前先在她那儿买包烟或者买张报纸，她也不催，慢慢翻她的《常州日报》。有一回瓢泼大雨，我们七八个人挤在岗亭里躲雨，地上摆着水桶接渗进来的雨水。有人抱怨雨大没生意，蒋大姐头也不抬，剥着茶叶蛋壳说：“雨越大，等下活儿越多——积水，搬家泡坏的货，还有急着走的人，都得叫帮手。”那话真准，雨停了不到半个钟头，来了三拨人叫活儿。

规矩比力气重要

外人觉得站街就是出力气，其实里有不少规矩。你力气再大，乱开价没人找你；你嘴再笨，讲信用活儿接不完。我们那批人私下里定了价：帮忙抬家电上楼，一层楼三块钱，五层以上加两块；搬家包车跟一趟，十五块管一顿饭；给商铺上货按小时算，一小时八块。谁要是瞎抬价，或者接了活干一半撂挑子，老周会在槐树底下当众说两句，那人第二天就不好意思来了。常州站街的人情，就靠这点自觉撑着。

有一回，一个外贸公司的小伙子急得满头大汗，说有一箱货落在仓库要送去火车站，但货车坏了，自己搬又太重。老周带着我和另一个人跟着去，仓库在关河路尽头一座旧库房里，油毛毡顶子漏着光。那小子看着斯文，其实自己也在搬，白衬衫整个湿透了，贴在背上。我们搬完，他非要请吃饭，在劳动巷找了家面馆，一人一碗肠旺面，加蛋。他端碗起来说：“你们干活比出力的可靠，下回还找你们。”老周把面汤喝干净，抹抹嘴：“站街不是站在那儿就行，接的活就是自己的招牌。”

2013年以后，桥头那边盖了文化街区，老槐树移走了，蒋大姐的岗亭拆了，传呼机早没人用了。但我有次路过，看见几个年轻人穿着统一的蓝色马甲，举着个二维码牌子，帮人指路、换零钱。我驻足看了两眼，有个小伙子跑过来问我要不要帮忙，他说他们是从社区组织来的志愿者。

我摆摆手说不用，跟他说我年轻时也在常州站街。他愣了一下，问：“站街哪条街啊？”我指了指脚下，那块青石桥栏还在，只是路面铺了新砖，梧桐树也更浓了。他点点头，没多问，转身跑回树荫下帮一个老太太拎菜篮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