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火车站后面的小巷子叫什么｜缝纫机、卤水锅和一张旧台球桌
你问武昌火车站后面那条巷子叫什么，我先把话放这儿——没有正式名字，住那儿的人叫它“耳朵眼巷”。不是指路牌上写了这三个字，而是巷子窄，窄到两边的晾衣杆能搭成个棚，从站前广场看过去，只露一条缝，像耳朵眼儿。2008年我盘下巷口第三间门面卖盒饭，每天下午四点，拖着编织袋的旅客成群涌进来，头一句就问：“这儿能走到宏基客运站不？”我往巷子深处一指，他们就踩着积水往里钻。
那条巷子真正热闹的是凌晨三点到五点。武昌站夜班列车到站，下车的挑夫和打货的贩子抄近路穿巷子去公交站。我隔壁的周嫂做卤味，一口大铁锅支在檐下，卤水滚了十年，汤色黑亮得像老茶。
一、巷口那棵歪脖子槐树底下，是消息集散地
树不是故意栽歪的，是当年修巷子时给下水道让位置，长着长着就斜了。树底下常年蹲着三个等活的力工，扛一根扁担，绳子卷在脖子上。他们不喊价，看你行李多寡，伸出两根手指头——两块钱一件，从巷口扛到站前广场的出租车候客区。2011年有个穿灰夹克的中年人，天天下午来，也不坐，就靠着树看《楚天都市报》，看到第五天，开口问我：“老板娘，这巷子后面有没有空门面？”后来他租了周嫂隔壁那间，卖充电宝和数据线，进价五块卖二十五。他告诉我，蹲树下那几天，数过旅客出巷子的频率，平均每四分钟就有人走错方向折回来，路口掉头的人，最容易冲动消费。
树根那边有一块青石板，磨得发白。晴天的时候，巷子里七八个老太太搬小板凳坐那儿择菜，豆角扔一地，过路的人得绕着走。外地旅客问路，她们头也不抬，用武汉话回：“直走，看到卖藕汤的拐弯。”其实巷子里根本没有卖藕汤的，那家店在隔壁中山路上。但旅客信了，走出巷口闻到藕汤味，还真能找到。这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暗号——“卖藕汤的”是这条巷子给外地人安的指路标。
二、公厕旁边的修鞋摊，认脸不认钱
修鞋摊在巷子中段，正对着垃圾转运站的侧门。老板姓刘，六十多岁，耳朵背，你跟他说话得凑近吼。他不修鞋，主营配钥匙和修拉链——武昌火车站后面的小巷子叫什么，他比你清楚，但他不答，只问：“箱子轮子坏了？推过来，十分钟。”他配的钥匙从来不试第二遍，插进去一拧就开。2013年有个小偷团伙在巷子里踩点，看中他摊上挂的钥匙模子，拿五百块让他配一把“能开那种锁”的钥匙。老刘把钞票接过来，在手里掂了掂，然后站起来，用那五百块钱买了条烟，顺手把摊子旁边的铁皮告示板翻过来——上面用毛笔字写着：“配钥匙要出示身份证，这是规矩，不照办的莫找我。”那条巷子叫不出名字，但老刘的规矩比名字还硬。
他摊子左边是三把折叠椅，永远坐着几个等活的民工。右边是个两米高的铁皮柜，打开来，里面一格一格分好，全是旅客落下的东西——手机、充电器、半瓶矿泉水、一包没拆封的黄鹤楼。他不收保管费，失主回来找，递根烟就行。有人问他不怕顺手牵羊，他掀起眼皮：“我一天配五十把钥匙，想开门的人多得很，但这条巷子里的人，都认得我。”
三、晚上九点半，台球桌上的规矩
台球桌是巷尾第五家五金店老板自己焊的，铁腿，台呢磨出三道白印。晚上拉一盏白炽灯，球是旧的，滚起来发飘，但没人计较。打球的都是附近门面的熟脸，一局五块，输的人去隔壁买两瓶冰红茶。我关门早，偶尔去站旁边看。有天一个穿校服的男孩蹲在台阶上，手里攥着二十块钱，半天不动。五金店老板拿杆子敲了敲台面：“学生吧？武昌火车站后面的小巷子叫什么不知道，打台球倒是找到了。”男孩红着脸说没钱，老板扔了根杆子给他：“帮我打一局，赢了请你喝水，输了明天来帮我搬两箱货。”
男孩球技稀烂，一杆打飞了白球。但那晚他输了钱——我后来才知道，那是他第一次摸台球杆，也是他爸在附近工地上刷漆，晚上九点多下工，路过巷子，看见儿子蹲那儿，没吭声，也拿了一根杆子，陪他打了两局。父子俩都不说话，只有球碰球的声音。打到第十局，他爸弯腰系鞋带，跟老板说：“赢的钱您留着，这伢明天还来。”那条巷子在我门面背后，住了十年，我见过旅客来了又走，挑夫换了一茬又一茬，只有那两张台球桌的铁腿，叫雨水锈得更结实了。
去年巷子里装了路灯，比原来亮些，歪脖子树被修了枝，雨天不再滴大串的水。周嫂的卤锅还在烧，老刘配钥匙的机器换成电动的。只是那个穿校服的男孩，后来再没来过。我昨天傍晚关店门，看见台球桌上的白灯还亮着，一只流浪猫蹲在桌角，拿尾巴扫那颗滚不动的黑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