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龙湾的那些站街｜公交站头等车人的半生事
“你讲的那个站街，跟我脑子里头的站街，肯定不是一回事。”老周把搪瓷杯往石桌上一顿，茶水溅出来两滴，“我讲的站街，是龙湾那边老公交站头，站着等车的人。”
我还没接话，边上修鞋的老陈插进来：“就是嘛！九几年的时候，那叫‘站街’，站马路牙子上等车。哪像现在，手机一掏，车到哪儿了看得清清楚楚。”他拿锥子指了指对面，“就那个位置，以前是个候车棚，铁皮顶，下雨天漏得厉害。”
等到天黑的日子
老周是鞋厂退休的，在龙湾住了四十多年。他说那时候从状元镇到永中镇，就一条2路公交线，半小时一班，高峰时候四十分钟也有过。候车的人挤在站牌底下，伸长了脖子往东边望，跟一家人盼归的鹅似的。
“有一回冬天，我带着闺女去永强看她外婆，赶末班车。”老周眯起眼，“五点四十的车，五点二十就到了候车棚。那天风冷，穿棉袄都打哆嗦。眼看天黑了，车影子没有。等到六点十分，总算来了一辆，车里塞得跟咸菜罐似的，门都关不上。我一把把闺女从车窗递进去，自己从后门挤，鞋都挤掉一只。”
老陈嘿嘿笑：“你那只鞋后来不是找着了么？在车轴底下躺着，还让后轮轧了一遭，帮都扁了。”
“站街站到鞋都烂了，你说这班车我记不记得牢？”老周把杯子里的茶喝干净，“后来换了中巴车，也有人站街等。那时候永强到龙湾，小中巴招手就停，车门一开，下来几个，上去几个，跟下饺子似的。”
我问他，那会儿候车棚底下都有谁。他说，要么是提着一捆捆胶鞋料的外地供销员，要么是挑着鲜鱼篓的永强渔民，再就是放学不写作业的学生。
候车棚底下的江湖
2010年前后，龙湾的公交站头全都换了，竖起不锈钢站牌，有电子屏报站了。可“站街”这个叫法还是改不掉。住在永中镇上的阿芬，原来就在蒲州那站旁边开了个烟纸店，顺便帮等车的人换零钱。
“那时候公交没扫码，要投币。一块钱，没零钱就站在那儿干瞪眼。”阿芬自己开过几年五金厂，后来腿脚不好就盘了个小铺子。她说，站街等车这半个钟头里，比看电视剧还精彩。
有人等车等出了交情，后来合股开了拉链厂；有人站街时问路，结果问成了亲家。她讲了个细节：夏天最热的时候，候车的人躲在她店门口屋檐下，她就把店里的电风扇拨转个向，吹过去。
- 有个天天去市区上课的英语老师，站街口袋里总塞着一本《新概念》，每次翻到第六课就上车。
- 有个收废品的三轮车夫，不赶公交，专门在站头歇脚，说他爱听等车的人聊天，比听广播还醒神。
- 还有个摆摊卖菱角的老太婆，每次车来了不起身，非要数清楚上了几个人才走。
阿芬店里最忙的季节是腊月。龙湾这边做阀门和鞋材的人多，回老家过年的工人拉着大包小包，在站街等去火车站的公交。她一个月换出去三千块钱的零钱，手指头数硬币数到起了茧子。后来她自己攒了辆电瓶车，专送那些赶时间的人到十二路公交总站，收两块钱油钱。
车来了，又走了
这两年，龙湾通了好几路的纯电公交车，站台也宽敞了，有遮阳棚、有座位，地上画了排队线，再也不用挤成那样了。“站街”俩字慢慢没人提了。
上礼拜我路过以前那个老站头，水泥地翻新了。边上原来的修鞋摊挪到对面弄堂里，老陈还在，耳朵背了点。他告诉我，说那个候车棚拆下来的时候，铁皮下面卡着一枚硬币，锈得发绿，抠下来看了半天，是1996年的一块钱。
“大概是有人掏口袋的时候掉进去的，也就没拿它当回事。”老陈把钉子盒子收拾好，“我把它塞到我家窗台花盆底下了。你说那块地方，以前站过多少人呢？”
他说完这句话，又低头去敲一只皮鞋后跟。旁边公交站台“叮咚”响了一声，车来了。今天站台上只有一个穿校服的姑娘，戴着耳机，低头刷手机，车停稳她也头没抬，等门开了才迈出去一步。后视镜里她背着书包的背影越来越小，车站重新空下来，地上还留着她踩过的那一小块塑胶地砖的印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