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西小妹去哪了｜老哥哥，你问的这丫头，我得从头唠唠
老哥哥，信收到了。你这一句“琅西小妹去哪了”，勾得我昨儿半夜没睡着，翻来覆去把这两年的事捋了一遍。别急，我沏了壶高碎，你听着，我慢慢说。
这丫头，大名儿叫王秀兰，可咱们琅西街坊谁喊她大名？从她六岁扎俩羊角辫儿，举着冰棍票在副食店门口转悠那会儿，大伙就“小妹、小妹”地叫开了。她爹王老五是肉铺的刀手，她娘在街办缝纫组踩机器。一家三口住咱这条街尾巴上那间平房，屋檐下挂着俩腌菜坛子，坛子口压着青石板，她娘腌的雪里蕻，就着白粥能让人多吃一碗。
要说她上哪了，先得说她那手艺。这丫头从小手巧，蹲在裁缝铺门口看人锁扣眼，看三遍就会。十五岁那年，她拿她爹的旧汗衫改成个挎包，针脚密得跟蚂蚁排队似的，缝纫组的老周师傅直咂嘴：“这小妮子，吃这碗饭的料。”后来她真进了服装厂，踩缝纫机踩了十二年，锁的扣眼拿尺子量，误差不超过一粒米。
头一遭，是南下
零三年开春，厂里效益不好，发不出工资。小妹找我商量，蹲在我那修车摊旁边，手里攥着半块烤红薯，说：“大爷，我想去广州。那边有个制衣厂招熟练工，管住，一个月能给到八百。”我劝她再等等，她摇头，说琅西这地方，跳蚤都饿瘦了，不走不行。走那天，她背着个蛇皮袋，袋口露出那台蝴蝶牌缝纫机的机头，绿漆磨得发白。她娘抹着泪往袋里塞了两袋榨菜，她爹闷着头抽烟，烟灰掉在解放鞋上，烫了个小洞。
她这一走，头两年还常来信。信里头说广州热，出租屋没风扇，夜里睡不着就数对面楼牌的霓虹灯。说厂里流水线快，她一天能锁三百个袖口。再后来，信稀了，偶尔打电话到街口小卖部，喊我去接，声音沙沙的，像是隔着一层雨布。
有一回她在电话里跟我说：“大爷，我攒了四千块了，年底回家把房顶修修。”
我听了心里热乎。谁知那年腊月她没回，捎回来一个包裹，里头是一条羊毛围巾，和五千块钱。她爹把钱数了三遍，手抖得不行。
再后来，是北上
零八年前后，她回来了。瘦了，黑了，手腕上多了道疤，说是让机器刮的。进门就叫饿，吃了三大碗面条，连汤都喝了。我以为是回来安生了，结果住了仨月，她又走。这回是去北京，说是跟着一个老乡学裁剪，在木樨园那边。我送她到长途车站，她穿着件灰呢子外套，袖口磨出毛边，上车前回头跟我说：“大爷，琅西的缝纫机不够档次，我得学那个立体裁剪——以后回来开个店。”车一走，灰扑扑的尾气卷着地上的落叶，我愣是站了半晌。
北京那几年，她回来过两回。头一回带了台二手包缝机，搁在她爹那屋里，晚上通电试机，嗒嗒嗒的声音穿墙过院，隔壁李婶还以为谁家在剁饺子馅。第二回回来，她爹病了，住院花了小两万，她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旅行包回来，进了医院门，从包里掏出扎得整整齐齐的现金，一万一沓，平摊在病床的床头柜上，上头还夹着一张写满数字的纸。
这几年的事
前年她爹走了，肺癌，从查出到没，七个多月。那阵子小妹一直在跟前伺候，煎药、擦身、半夜给老头喂水。出殡那天下小雨，她披着白孝布，跪在泥地里，额头磕出青印子。办完丧事，她娘搬去她哥那住，临走把腌菜坛子也带走了，说是那坛子腌的菜，有她爹的味。
至于小妹本人——去年秋天，有人看见她出现在城南的服装辅料市场。不是去买东西，是租了市场后头的一间店面，挂了块牌子，叫“秀兰改衣铺”。我上个月去了一趟，铺子不大，靠墙码着三十几种颜色的线轴，台面上放着软尺、划粉、一摞画着粉笔记号的纸样。她戴着老花镜，正给一条呢子大衣量身，拿画粉在肩线处点了个记号，头也不抬地说：“大爷，您先坐，这活儿二十分钟就好。”
我看她手边搁着个铝饭盒，盖子半掀，里头是米饭就着几根腌萝卜。我说你这也太素了。她笑了，拿袖子擦了擦眉毛：
“大爷，我现在不改别人衣服的肥瘦了。我接单，是给老主顾们做新衣裳——都是那边的老工人，退休了，还想穿利索点。一件旗袍收一百二十块工钱，布自己买。”
她说这话的时候，阳光从卷帘门底下挤进来，照在她那台拷边机的银色台面上。我问她往后还走不走。她停下手，用划粉在纸上画了条弧线，说：“不走了。我妈那坛子雪里蕻，腌好了得有人吃。”
对了老哥哥，你托我问的那条“的确良”料子，她铺子里有，是从南方带的存货，水蓝色的，手感不糙。你要的话，下回赶集我帮你带两米。她那屋后头还放着个鸟笼，里头养了只画眉，是她爹留下的，笼子门从来不锁，兴许哪天窗开着，这鸟就飞出去了。谁说得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