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崇川区东大街有什么｜老街坊嘴里念叨的东大街
你问南通崇川区东大街有什么？我在这条街东头的公房里住了四十五年，烧水的壶换了六个，街面上的砖换过三茬。东大街不是一条街，是两排房子夹出来的一条肠子，南头连着人民中路，北头接上环城东路，中间拐两个弯，拐弯的地方各有一棵梧桐树，一棵斜着长，一棵直着长。斜的那棵底下是卖烧饼的，直的那棵底下是修自行车的。
每天早上五点三刻，斜梧桐树下的烧饼炉子先冒烟。老孙头做烧饼做了三十四年，他的炉子是柏木做的桶，里面糊了五层黄泥，泥里掺了碎麻丝。别人家用煤气炉烤，他还烧木炭，每天收摊前把炭灰铲进蛇皮袋，搁在墙根，隔壁裁缝店的老王就拿去填缝。老孙头的烧饼分甜咸两样，咸的里面包猪油渣和葱花，甜的包红糖和芝麻屑，烤出来鼓着泡，用火钳夹起来，往炉壁上一磕，糖浆就渗出来。
“别小看这炉子，火候差一口，饼面就不起泡。东大街的老主顾，张嘴一咬就知道是不是我烤的。”老孙头跟我说这话时，正用一把竹片刮炉壁上的焦壳，刮下来的焦壳他留着自己泡茶喝。
巷子里的家伙什
东大街最有意思的不是店面，是门板。每家门口都立着七八块杉木门板，晚上一块一块嵌进门槽，白天卸下来靠墙码好。老住户从门板的腐烂程度能看出这家人住了多久——门槽下方烂掉半寸的，至少住了二十年；门板换过新杉木的，一般是前几年才买的房子。
街中段有个徐娘，五十多岁，家里卖的是棕绷床。她自己会绷棕绳，一根根穿进木框里，用牛角梭子勒紧，勒到绳子发出“嘣嘣”的声响才算数。她店门口常年放着半张拆开的旧床架子，是别人扔掉的，她拿来做样子，告诉顾客“你自己看看，里面垫了六层棕，还用了竹弹簧，这个睡二十年不会塌”。她这话我不全信，但我亲眼见过她给棕床收边，收边用的麻线是她自己搓的，搓之前在嘴上舔一下，搓出来的线股紧得像铁丝。
斜对面剃头铺子的张师傅，用的还是推子，不是电推子，是手捏的夹剪。一天他正给一个老头理发，那老头歪着头说：“你这种推子夹头发，疼。”张师傅回了一句：
“疼才有数，电推子唰一下过去，你后脑勺推成梯田你也不知道。”
这话在街上传了好几年，成了东大街的名言。
吃食是重头
讲东大街有什么吃食，我能给你报半天。早上一碗豆浆，是隔壁巷子里豆腐坊磨的，豆浆面上结着一层奶皮，用调羹一挑，整个翻起来。中午煮的茭白肉丝面，面条是街尾陈记面店用杠子压出来的，压面时他整个人站在竹杠上跳，面皮被轧得薄薄一层，切出来比粗线略细，下锅不坨。
下午两三点，老孙头不忙了，就在炉子旁边支一口小铁锅，炸萝卜丝饼。萝卜丝一早就切好，拌了盐和花椒末，腌在搪瓷盆里，下锅前攥掉水，塞进白铁皮模子，往油锅里一沉，“滋啦”一声。饼炸到浮起来，皮壳金黄，他用铁筷子夹着顺手在锅沿一敲，把碎渣抖掉，递给路边等的人。萝卜丝饼卖五毛钱一个，三十年来没涨过价。
东大街的吃食有个规矩，大多数不标价。你要问多少钱，阿婆就说“你看着给”。但没人好意思少给，因为碗的大小每个人都知道——装馄饨的是豁口的兰边碗，装面条的是直筒的磁缸，盛酒的是二两半的白玻璃杯。你要是拿错碗，端上来你不吱声，做完活儿吃了一口，起身走人还多放两块钱，算是给碗路费。
晚上和别处不一样
到了晚上七八点，卖布的拉上卷帘门，修鞋的收摊了，但有一间屋子还亮着灯。那是街中段一个老太太的出租屋，她在里面做虎头鞋。虎头鞋是给小孩儿穿的，棉布帮，千层底，鞋头用彩线绣成一个虎脸，额头上绣一个“王”字，胡须用粗麻线绕成卷。她眼睛不太好，戴着老花镜，针脚还是匀，她说“摸了一辈子布，绣线不认眼睛认指头”。
她不卖鞋，只换。拿两斤新棉花换一双，拿五尺花布也换一双。有人拿半袋米来换，她也点头。换来的东西她都堆在床底下，隔两三个月收拾一次，送到居委会去，说是给托老所的老人冬天垫脚。
有一回我问她：“你一个月能做出几双？”她头也不抬，嘴里嗫着线，随口应：“做几双，看手指头裂不裂，冬天裂得厉害，只能做三双；春天好做，六七双也做得出。”她用的顶针是黄铜的，前几年顶针上磨出了一个豁口，她用砂纸打了打，继续用。
你问到东大街有什么，我还能说出好多零碎的东西来——路牙上被人坐得发亮的水泥沿，刷了绿漆的铁垃圾箱，门头底下用粉笔写的“内有猫”三个字，下雨天积水的小洼坑。这些个东西没人拿它当宝贝，但都是东大街的骨头和肉。昨晚上我去河边倒垃圾，拐弯的时候看见老孙头蹲在店门口，拿一根稻草绳在炉子旁边的一摞烧饼上绕圈。我说都快九点半了，你绑烧饼干什么？他说：“明早有人要，船上的，要带三十个走。”
黑黢黢的夜里，他绑完最后一个烧饼，把稻草绳头往裤腰里一掖，走进门帘后面去了。门帘是那条旧蓝布，边上磨了毛，挂了几十年了，风一吹，布边打在天井的铁皮上，“啪嗒、啪嗒”像有人拍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