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门附近站街｜一张旧车票引出的日与夜
翻账本的时候，从夹层里掉出一张硬纸车票，淡黄色的，边角卷了毛。是三门县汽车站到海游镇的，票价四块五，印着“1997年4月12日”。我捏着这张票，想起那年春天，店门口那棵梧桐树刚冒芽，风一吹，满街都是青涩的树皮味。
那年我二十八岁，在街角开了间烟酒杂货铺，巴掌大的门脸，卖些汽水香烟、肥皂草纸。铺子正对着老汽车站的后门，出门左拐五十米，就是人讲的“三门附近站街”。说是站街，其实不是那种意思。那会儿县城刚通长途班车，许多乡下人进城赶早班车，凌晨四点半就在街边候着，或蹲或站，手里攥着编织袋、竹篓子，偶尔有人问一句：“去珠岙的车，几点发？”我就隔着柜台喊一声：“六点十分，还早，先买个包子垫垫。”
车票上的那双手
这张票不是我的。我记得清楚，是个穿蓝布褂子的女人落下的。那天飘着毛毛雨，她三十出头，头发用橡皮筋胡乱扎着，怀里抱着个两三岁的男娃，另一只手提着只咯咯叫的母鸡。她买烟——最便宜的“大前门”，两毛五，是给等在街对过的公公买的。
她零钱是掏了很久才掏齐的，一分两分的硬币摞在玻璃柜台上。男娃在她背上睡着了，口水淌了她一肩。她把烟塞进布褂口袋，弯腰去拎竹篓的时候，那张车票从裤兜滑出来，落在我柜台底下的空纸箱里。
我捡起来追出去，她已经挤上那辆漆皮斑驳的中巴车，门“咣”一声关上，车屁股冒一股黑烟，消失在雨蒙蒙的三门附近站街尽头。我没追上，索性把票压在账本下面，后来就忘了。
铺子门口的人来人往
那年头，三门附近站街一天到晚不间断有人。早上是赶车的农民，竹担里挑着青蟹、蛏子，味道腥咸；中午是穿校服的学生，买五分钱的冰棍，趴在柜台上写作业；傍晚最多的是等夜班车去宁波打工的年轻人，背着蛇皮袋，口袋里揣着妻子剥好的茶叶蛋。
我铺子里备了一张矮条凳，专给那些站累的人坐。有个瘸腿卖梨的老伯，每回都说同一句话：
“老板娘，你比汽车站的椅子还牢靠。你那凳子，两毛钱梨换着坐，啊好？”
我不收他的梨，他就丢两根手指粗的山药在柜台上，也不管我要不要。有一回，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中年人，一看就是城里来的干部，在街边站了快两个钟头，皮鞋尖踢着石子。我问他等谁，他说“等个朋友”，但眼睛一直瞟向车站出口。后来来了辆黑色桑塔纳，他拉门钻进去，再没出现。那张被他捏得出汗的报纸留在条凳上，我收起垫了墙角。
站街的实际生活
后来车站搬了新址，三门附近站街冷清了大半。我那间铺子瓦片漏雨，柜台漆皮掉光了，我去农贸市场东头进了几包干货，顺带卖些驱蚊香、清凉油。住在街尾的人们依旧会来，买两节电池，问问邮政局现在几点下班。
其实站街，在咱这儿就是等，等车、等人、等日子过。那年冬天，一个穿军大衣的小伙站在我门口，问哪里有公用电话。我带他去了对面修鞋摊，他用那部橘红色的老电话机打了三分钟，然后红着眼眶说，他妈在老家摔了腿，他得连夜赶回去。我把那张1997年的车票塞给他，说补票用得上。他接过去，看了看出票日期，愣了愣，说：“大姐，这票比我还大两岁呢。”
昨夜刮台风，雨水从卷帘门缝渗进来，我挪那张矮条凳垫高纸箱，又翻到那张车票的塑料封皮。蓝布褂女人现在应该五十多了吧，那只母鸡或许炖了给娃长身体，或许早埋在屋后枣树下做了肥料。我关灯锁门，听见远处汽车站试喇叭，轰一声，闷闷的，像是从1997年的雨里传过来的回音。
柜台角落里那根山药干，还硬邦邦地躺着。我把它拿起来，放了点盐，扔进晚饭的汤锅。窗外的路灯把影子拉得老长，像当年三门附近站街人堆里那些扛着行李等天亮的人，谁都懒得多说话，只把烟屁股燃到手指头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