棚户区里的色姑娘｜三十年后化工厂女工再聚首
2018年深秋，我在城南老造纸厂的职工宿舍楼下等一个叫李彩虹的女人。她迟到了十二分钟，从巷口一路小跑过来，灰色运动鞋上沾着水泥点子。我问她现在做什么，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说在隔壁建材城给人看仓库。她没有提当年那件事，我也没问。直到傍晚她带我去吃巷子口的砂锅粉丝，店主加了两次汤，她才忽然说：“你晓得吧，那时候我妈骂我是棚户区里的色姑娘，骂了整整三年。”
一、1987年的彩色电视机
那年我还在市晚报跑社会新闻，骑着单位发的凤凰自行车，后座上绑着帆布包。第一次见到李彩虹是在五一化工厂的女工宿舍，她二十二岁，梳两根麻花辫，辫梢绑着红色塑料绳。宿舍墙上贴着一张周海媚的挂历，床单洗得发白，但枕头底下压着一本《大众电影》——那期封面是刘晓庆。她就站在那台十二英寸黑白电视机前，对着一盘录像带发愣。录像带壳子上用圆珠笔写着三个字：“美术片”。
她跟我说，那是她从厂广播站阁楼里翻出来的。广播站老站长退休前偷着攒了几盘带子，什么《葫芦兄弟》《黑猫警长》，还有一盘李谷一唱歌的现场。她要的是那盘《葫芦兄弟》，因为弟弟在住院，想让他看看。可录像带放进去，屏幕上先是雪花，然后跳出一个烫着卷发的女人，穿一件亮片裙子，对着镜头笑。她慌忙按了停止键，脸上火烧一样烫。整个五一化工厂八百多号人，只有广播站这一台录像机。
“我要说是色姑娘，那就是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可我他妈真不知道那里面有那个。”她后来在砂锅店里拿筷子戳着粉丝，说了这么一句。
二、家属院里的告示栏
事情出现在半个月后的厂区告示栏上。有人用红色粉笔写了一行字：某宿舍女工借工作物私自播放黄色录像。名字用的是“李×”，但全厂只有一个姓李的女宿舍，李彩虹。指纹没查，录像带还在广播站柜子里锁着。她去找车间主任解释，主任背对着她泡茶，说她年轻，以后注意就行。走出办公室门，背后几个嫂子的声音顺着风灌进耳朵——“那姑娘，啧啧，棚户区里的色姑娘，看不出来。”
那是第一次她听别人这么说自己。棚户区离化工厂隔着一道铁路，厂里分房轮不到她们家，她租住的是铁路边上一间十二平米的平房，夏天漏雨，冬天窗户糊报纸。人家骂人不提房子，只说颜色。她后来辞了广播站的工作，调到锅炉房抄表，每天穿着灰扑扑的工服，像要把自己填进墙缝里。
三、一块老上海牌手表
真正的转折是1991年冬天。锅炉房里来了个中年男人，自称是市文化馆的刘干事，脖子上挂一个海鸥相机，说要拍一组“工人阶级风采”的组照。李彩虹当时正低头抄水表，棉帽压着额头，只露出一双眼睛。刘干事想拍她坐在锅炉前的正面像，她摘了帽子，露出一头刚剪短的头发——那天早晨她自己用电推子推的，推得参差不齐，像狗啃过的。刘干事拍完了没走，第二天又来了，带来一本挂历，上面印着各地女工劳模的照片，说想给她也留一幅。
李彩虹当时心里那个“色姑娘”三个字轰地炸了一下。她觉得自己要是拍了这个照片，等于承认了一种身份——被男人围观的、挂在墙上的、任人看的女人。她抄起桌上的搪瓷缸子往地上摔，茶水溅到刘干事的卡其裤上。“你走，里头的录像带我看过，我是色姑娘，但不是给人拍的。”那句话说完，她塞给刘干事一样东西：一块老上海牌手表，表盘上的刻度已经磨得快看不见了。“拿去给广播站，把那盘带子烧了。”
刘干事走了。一周后广播站失火，电视和录像机烧成黑壳，那盘带子成了灰。当天晚上十一点，她蹲在租房门口的路灯底下，哭到干呕。她把烧焦的录像带碳渣挖出来，装进铁皮盒，放在床脚——不是为了记住耻辱，是怕哪天那几个嫂子的嘴又凑过来，她要指着这东西证明：清白不是靠脸挣的。
四、三十年后的一把仓库钥匙
现在的李彩虹住在城南廉租房里，五楼，朝北，但她把阳台改成一小间晾衣房。她在建材城看仓库，每天登记进出货物，电脑用得不利索，还是用硬壳笔记本记账。去年厂里老同事聚会，有人叫她也来，她去了。席间一个当年骂她的嫂子，端杯子过来说“彩虹，当年我说话没过脑子”。她点点头，没接那杯酒，转手夹了一筷子凉拌黄瓜。
聚会结束后，她把一块焦黑的塑料片从裤兜里掏出来给我看。那是烧融的录像带盒边缘，烤到变形又凝固，捏着像一块沥青。她说这么多年她揣着它就是给自己提个醒：棚户区里的色姑娘不是别人叫的，是自己心里要有一面镜子，知道自己是什么颜色——不是被粉笔写在告示栏上的那个词，是夏天傍晚罩在屋顶上的橘色霞光。她结婚那天穿的红衬衫，就是照着那种霞光挑的。
我们离开砂锅店时夜风起来了，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到地上，长长的，斜着划过厂区围墙外的煤渣路。她忽然停下来，从裤兜里掏出那把仓库钥匙，在路灯底下换了个角度对光看，镀铬面映出她侧脸一道倦影。我说怎么，锁换新了？她摇摇头：“钥匙还是那把，就是锁坏过两回，换过芯。”她说完把钥匙放回去，转身往廉租房的方向走，嘴里嘟囔着什么——听不清，像是哼一段八十年代的老调子，又像是跟谁小声对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