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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下岗阿姨出租屋十元｜一次走访记录实况

今早九点，我揣着老花镜和一个小本子，走进南头村二巷。这条巷子窄，两边楼房挨得近，太阳只能漏下一线。一楼是卖五金和杂货的，卷帘门半拉着。我要找的是三栋四楼，一个姓周的下岗阿姨，住那儿，挂牌做十元理发。

前两天在巷口听人说，周阿姨从纺织厂下来后，把出租屋客厅隔出一块地方，放一把椅子，一面镜子，剪发十元。我心里纳闷，这年头剪个头最少二十，十元怎么活？得去看看。

楼梯是水泥的，扶手锈了，每层转角堆着纸箱和旧鞋。墙上有小孩用粉笔画的格子。到四楼，门开着，一张旧课桌挡在门口，上面摆着塑料梳子、两把剪刀和一瓶没开封的海飞丝。桌角贴着红纸黑字：理发十元，童叟无欺。

周阿姨正在给一个穿环卫工背心的男人剪头。她戴老花镜，剪刀贴着发根走，动作一顿一顿的。我拉了个塑料凳坐下，问她：“贵姓是周吧？你这里剪头十年了？”她没回头，只说：“十年？三年。厂关了之后干的。”

她没有理发师证，也没有执照。她说，这间房月租四百，带阳台，她住隔断那边。剪发收十元，不洗头，不吹风，就剪。用的推子充电的，买来七十块，用了两年。一天剪四五个头就是五十，够买三天菜。

环卫工剪完掏了十块钱，没说话走了。周阿姨用扫帚扫地上的头发茬，扫进簸箕，倒进一个塑料袋里。她坐到塑料椅上，给我说她下岗的事。2008年厂子改制，纺织三厂裁人，她那年四十二，本科的纺织专业没用，车间主任也没用。社保自己交，一个月小一千。头发白得早，嫌染发贵，她自己买了盒黑染膏，一个季度染一次。

“下岗位也没啥，就是别闲着。闲了人就废了。”她起身去阳台收拾晾的抹布。

旁边出租屋的门开了，走出个圆脸姑娘，手里端一碗泡面，问：“周姨，晚上帮我剪短一点？周六要去面试超市收银。”

周阿姨应了声好。姑娘转身回屋，门又关上了。这片出租屋住着形形色色的人：保安、保洁、小时工、外卖骑手，都是不愿在发型上多花钱的主。

我又问她，十元剪发亏不亏。她掰了掰手指数了数：剪子一年一把，十二块钱的国产剪；电推子两年换一次；每两周磨一次刀，用砂纸，五毛钱一张；其他成本几乎没有。收入虽薄，但不花房租，只占自己住的地儿。

墙角立着一个铁皮柜，面漆掉了大半。她打开给我看，里面整齐摆着工具：一把牙剪、一把平剪、三把梳子，还有一个装满棉球和酒精的塑料罐。她说工具只给一个人用，用完用酒精搽，怕传染病，这个不能省。这话说得干脆，我点头。

有客人来，大约是个外卖骑手，头盔拿在手上，头发乱得像被风踢过。周阿姨让他坐好，给他脖子围上碎布拼的围布，拿喷壶在头发上喷了水，开始剪。骑手低头看手机，一言不发。剪完递过去十元，袋子也没要，推门走了。

周阿姨剪得很细。每剪一阵，她摘下眼镜吹吹碎发。她说，“城里剪发太贵了，动辄二十三十。我这里不吹不洗，干净就好。”

一个小女孩蹦进来，说要剪前面的刘海。周阿姨问她妈妈呢，女孩说妈妈在楼下修鞋子。她把女孩头发分成两层，仔细地剪了个圆弧形。小女孩照了照镜子，笑了笑，跑了，没给钱。周阿姨说，隔壁摊姐姐的娃，算啦。

她又拉开抽屉，里面有好几个信封，装着不同信封写着不同人名。“这是老张家给的房租条子，他身份证掉水里了，我帮他收着。这是一楼修表的钥匙，有时临时走开。”她说在这座城中村，大家互相寄存东西，都不碍事。

中午十二点半，我起身要走。她往一口小电饭锅里放了一把米，配两块腐乳和半根黄瓜。她一边淘米一边说：“你要不剪一个，只要十分钟。”

我摆了摆手，说头法刚剪过。

走到楼梯口，我回头看，她正站在门口。阳光从对面楼顶斜射下来，打在遮雨棚的铁皮上，灰白的一长条，她就在那光影边上站着，手里还捏着一把梳子。我下楼时，楼道里飘出电饭锅蒸米的汽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