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中那条街小组多｜中山街的居委会与学习小组往事
1998年夏天，我骑着一辆二八凤凰自行车，从汉中城南的桥北广场拐进中山街。路面是刚铺的柏油，被太阳晒得发软，车轮碾过去发出“滋滋”的响声。街两边的梧桐树还没长拢，漏下来的光斑在墙上跳。我停在一家杂货铺门口买冰峰汽水，老板娘正趴在柜台上抄一张纸，抬头问我：“你找哪个小组？”我愣住，她指着对面一扇朱红铁门说：“这条街小组多，你是去居委会，还是去再就业互助组，还是老年读书会？都得先登记。”
汉中那几年，单位改制，工厂减员，街上忽然冒出许多“组”。中山街不过八百米，从东到西，门脸房里塞着七八个小组。墙上钉的塑料牌子参差不齐，有的用铁丝吊着，有的拿图钉按在木板上。我数过一遍：街东头是“下岗职工技能互助组”，隔壁裁缝铺里挂“计划生育宣传小组”的蓝牌，再往西走，理发店二楼挂着“夕阳红书画组”，对面粮站仓库改成“再就业信息交换组”。最显眼的是街中段那座老戏台，台下摆着十几张长条桌，桌上堆着报纸和簿子，那是“中山街居民学习小组”的总部。
小组的日常
学习小组每周二和周五下午活动。我头一回进去，屋里坐满三四十人，有穿蓝布工装的退休工人，有抱着娃娃的年轻媳妇，还有戴着老花镜翻《汉中日报》的老先生。组长姓周，六十来岁，原来是农机厂的车间主任，说话嗓子大：“今天的议题，是讨论巷口那盏路灯坏了该找哪个部门。”底下立刻分成几拨，有人说是市政管，有人说归供电局，争了半小时也没定论。周组长拿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个表格，左边写“责任单位”，右边写“联系办法”，最后派两个人去街道办问。
“小组多不怕，就怕组里没人办事。”坐在我旁边的老太太递过来一把瓜子，“东头那个互助组，上礼拜帮老李头修好了屋顶漏雨，比找物业还快。”
这样的场景在中山街每天都有。小组的功能五花八门：有的管邻里纠纷，有的组织晨练，有的收集旧衣服捐给乡下。最热闹的是“信息交换组”，墙上贴满手写的纸条，有找家政的、转让缝纫机的、求购二手三轮车的。桌子上放着一个铁皮盒子，里面装着各家钥匙，谁要出门几天，就把钥匙交过来，组里的人帮着看门浇花。
牌子和本子
小组多的直接后果，就是这条街的牌子特别密。我去测绘过，从东口到西口，不同材质不同年代的牌子摞在一起，有的地方甚至钉了两层。最底下的是八十年代的木牌，白漆脱落，露出灰色木纹；中间一层是九十年代的搪瓷牌，“汉中市XX领导小组”的红字已经褪成粉红色；最上面是最近的塑料牌，蓝底白字，印着街道办的电话。杂货铺老板娘说：“以前找小组要看牌子，现在牌子太多，反倒要看本子。”
她说的是各小组自制的花名册。学习小组的版本最厚，用牛皮纸包着边，每页写满姓名、住址、联系电话和参加活动的日期。我翻过一页，上面记着：“1997年3月14日，讨论东关片区自来水管老化问题，出席27人，建议三条。”旁边还有周组长画的示意图，用红蓝铅笔标注了水管走向。这种本子每家小组至少一本，有的还分“存根”和“上报”两个版本。
傍晚的摊位
下午六点以后，中山街的小组集体转为另一种形态。学习小组的长条桌搬回屋里，铁皮盒子锁进柜子，戏台前空出来，变成摆摊的地方。卖卤豆干的推车先到，占据最里头的位置，跟着是卖面皮的、修鞋的、配钥匙的。这些小摊都有一个共同点，摊主全是街上的小组骨干。卖面皮的张姐是“下岗职工互助组”的副组长，修鞋的老陈是“老年读书会”的联络人。他们一边干活一边接电话，电话里说的还是组里的事。
有个礼拜六傍晚，我坐在戏台台阶上吃凉粉。一个背着工具的年轻人过来问路：“师傅，请问‘家电维修互助组’在哪？”旁边卖糖水的李爷指了指斜对面二楼：“窗户上挂空调外机那家，上去就行。不过今天他们组长去市里开会了，你明天再来。”年轻人走了以后，李爷跟我嘀咕：“这条街小组多，外头的人都觉得好找，其实每个组活动时间不一样，周组长那个组是二四六，维修组是三六，电子琴组只有周日早上。”
天黑透了，路灯亮起来。街上的牌子看不清了，但各个小组屋里透出的光不一样：学习小组是白炽灯，黄白色；修锁铺是节能灯，青白色；二楼书画组的台灯映在窗帘上，带一圈光晕。我推着自行车往南走，听见身后有人在喊：“明天早上八点，老年组在河边打太极，别迟到。”
后来我离开汉中，那本记录各小组活动表的手抄本一直没丢掉。前阵子翻出来，纸页已经发脆，上面写的电话号码从六位变成了八位。当时最活跃的周组长，现在应该快八十岁了。不知道中山街的那块空地，还有没有人搬着长条桌出来。梧桐树应该长高了，能把整条街都罩住。铁皮盒子里的钥匙，大概又多了几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