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东川妹子最多的地方｜红土地镇赶街天的缝纫摊
汽车在牯牛山的盘山路上绕了四十七道弯，到红土地镇的时候，太阳刚爬过落霞沟的梁子。表弟在镇口接我，一脚踩灭烟头，朝背后那条水泥街努努嘴：“你要找的地方就在前头，今天逢九，赶街日。”他是跑矿山货运的，知道我这次下来是替师傅收一批老绣片，但更知道我想看看东川的妹子们聚在哪里。
红土地镇的街子天不摆固定摊位，沿街的水泥台子就是柜台。我顺着坡道往下走，先闻到的是烧洋芋的焦皮味。一个穿蓝布围裙的女人蹲在铁皮炉边，手里翻着十几个拳头大的洋芋，烤得裂了皮，露出沙黄的瓤。她旁边的竹篮里堆着刚摘的青花椒，麻香混着烟火气，直往鼻子里钻。走到第二个岔口，听见一阵缝纫机“哒哒哒”的响动，比云雀叫得还密实。三台老式蝴蝶牌缝纫机排在一棵核桃树的阴凉下，机头油亮，压脚边缀着彩色线团——那里围着的人最多，里三层外三层，清一色是女人。
拨开人群，我才看清这场面。并不是卖布料的铺子，而是东川矿区来的姐妹们在这里扎堆改衣修鞋。七八个女人坐在随身的塑料凳上，膝盖上摊着旧衣裳、帆布包、甚至小孩的虎头鞋，等着补压实的线头或者换拉链。缝纫机的主人是个五十来岁的嫂子，短发用发卡别在耳后，脖子上挂一根皮尺。她手里正锁一条牛仔裤的边，脚腕上的银链子随着踩板的节奏轻轻晃动。旁边的矮凳上搁着一个搪瓷缸，缸里泡着大叶子茶，茶汤已经酽成深棕色。
我递上一根烟，跟正在纳鞋底的一个女人搭话。她手上功夫不停，锥子扎进去，顶针一推，麻绳“呲溜”一声穿过厚布：“这地方人多？当然多。你别看就一台缝纫机，半个镇的女人修修补补都往这儿赶。矿上那些个男工工装，领口磨破的，裤裆炸线的，都是我们嫂子给拾掇。”她说完咧嘴笑，露出一颗焦黄的板牙，指指缝纫机旁的一摞旧衣服，“那些都是待会儿要取的。
我问她是哪里人。她说新村的，在汤姆沟铅锌矿边上住了十八年。矿上搬迁那阵，她老公下井伤了腰，她就把压箱底的缝纫手艺翻出来，专接这种零碎活。东川的妹子能吃苦，当年在矿山，背矿石、推矿车、筛洗选，什么重活都干过，现在矿关了，照样能找到活路。旁边一个织毛衣的年轻女人插嘴说：“镇子里开馆子的、采银耳的、拌凉粉的，十有八九都是咱们东川姐妹。赶街天更是全到齐了。”
正说着，缝纫机停了。嫂子从线团上咬断线头，抖开一条藏青色的裤子查看。裤子膝盖上打了两层补丁，内外钉得齐整，针脚密得像蚂蚁列队。坐在她面前的姑娘接过裤子，往自己身上一比，对着支在洗衣盆上的圆镜转了个圈，镜子右下角缺了一块，映出她黑红的脸和结实的下巴。这姑娘说要进城去考驾照，临行前把三年的旧裤子都补了出来。我问她多少钱，她愣了一下，歪头看向缝纫机旁的价目表——其实就是一块硬纸板，用圆珠笔写着：换拉链三元，补洞两元，改裤长五元。她说不贵，比买条新的划算多了，赶明儿还得来，她婶子那条毛毯的被角也需要缝。
日头偏到镇粮站的时候，我路过支着的两张台球桌，绿色的绒面上扑了一层红土灰。另一个更深的巷子里，有两个女人在十字绣，绣的是大朵的牡丹，绷子上的绣线跟她们头上扎的头绳一个颜色。空气里又开始飘爆米花的糖气。一个挑担子的老人喊“凉粉，豌豆凉粉”，担子两头的木桶上盖着白布，揭开来，淡黄色的凉粉块在红油汤里颤巍巍地晃。
矿上的表弟在街西口等我。他手里拎着一袋热糍粑，递给我一个。我们蹲在电线杆旁边吃，面前是散尽的街，只剩下几个女孩围着一辆摩托车后视镜，在往嘴上比着镜子里——她们的嘴唇涂得红而不艳，一人手里拿着半截圆珠笔杆，用来画眼线。摩托车油箱上用油漆喷着“云D”的牌照号，号码锈得几乎看不清。表弟往我手心放了一枚从袖口上掉下来的铜纽扣，是矿上工作服上那种：“带回去，师傅认得这个扣子。他当年在东川矿场的缝纫社待过，那才是真的妹子多。”我把扣子含在嘴里焐了焐，舌尖尝到一股陈旧汗水的盐味。远处的烤洋芋摊又冒起了火星，一个女孩拎着补好的布袋走向那堆暗红的灰烬，火光照得她裤脚上的补丁好像两条正在游动的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