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小姐口淫什价｜老店柜台后的讨价还价
“老板娘，你们这儿……”那男的搓着手，眼睛往货架后面瞟，声音压得跟蚊子叫似的，“找小姐口淫什价？”
我正拿鸡毛掸子扫柜台上的灰，一听这话，掸子柄往台面上一磕，灰扑了半尺高。“啥？”我抬眼打量他——四十来岁，穿件灰扑扑的夹克，领子磨得发亮，手里攥着个老式钱包，鼓鼓囊囊的。
他脸一红，又补了句：“就是……那个……口……”
我“噗”一声笑了，指指墙上挂的营业执照：“兄弟，我这儿是南街拐角的百货店，卖针头线脑、酱油香烟。你要找那‘小姐’——门口理发店倒有两个，但人家只给剪头，昨儿刚给我烫了个卷，你看。”
他噎住了，喉咙里“咕噜”一下，又掏出烟盒来递我一根。我摆摆手，从柜台底下摸出把葵花籽儿，边磕边说：“你这话问得，跟十年前的火车站似的。那年头，天桥底下专有人喊‘住宿住宿，带小姐口淫什价’，喊得跟卖包子似的。”
一九九八年的火车站广场
那时候我还不开店，在省城火车站边上摆水果摊。铁皮棚子，一盏钨丝灯泡吊着，夜里飞蛾扑棱棱往灯上撞。旁边就是长途汽车站的下客区，半夜到站的大巴“噗嗤”一声刹车，车门一开，涌出来一拨扛着蛇皮袋的人。
有个穿红衬衫的女人，烫着大波浪，嘴唇抹得血红，每晚九点准时从地下通道钻出来。她提个小马扎，坐在我摊子旁边，手里拿张硬纸板。纸板上用圆珠笔写着几个字，笔画粗得像小孩涂鸦——我认得字不多，但那几个词常在耳边刮过。东边卖茶叶蛋的老金头跟我说：“别搭理她，那纸板上写的是‘找小姐口淫什价’，专蒙外乡人的。”
真有那愣头青凑过去问。红衬衫女人也不急，拿手比划个“十”，又指指马路斜对面的录像厅，意思是连看片带那事儿总共十块，先交钱。等那男的掏了钱，她就领人往黑暗的巷子口走两步，然后突然说：“哎，我包落摊上了，你等会儿。”人一转身，扎进地下通道，再没影儿了。
被骗的多数也不敢张扬——那年代，问这种话本身就不光彩。第二天再来找，红衬衫女人照常坐在我摊边，翘着二郎腿嗑瓜子，一脸无辜：“啥？你说啥？我昨天在这儿睡着了呀，你可别乱讲。”
小店里的正经规矩
后来我不摆摊了，盘下这间铺面，专卖日用品。柜台上摆着电话，公用电话是要计时的，墙上贴了张纸：“市内三毛，长途五毛一分钟。”邻街的纺织厂女工下了班，爱来买搪瓷缸子、塑料梳子。我把那红衬衫女人的事讲给一个常来买头绳的厂妹听，她笑得直拍柜台：“老板娘，你该印个牌子挂门上——‘本店不找小姐口淫什价’，省得老有糊涂虫来问。”
我说那可不行，牌子挂出来，等于告诉别人这地方有过那事儿，更招苍蝇。
过了腊月，纺织厂效益不好，裁了一批人。那厂妹也不来了。有天下午，一个穿蓝布工装的男人在门口站了半天，进来说买包烟，拆了盒“红梅”，点着抽了一口，突然跟我说：“老板娘，头回我这儿问价那事儿……是替我们车间主任问的。他让外地客户给忽悠怕了，让我打预防针。”
我拆了包五香瓜子递给他：“兄弟，你替我告诉你们主任，正经排解压力不用找那门路，厂里新修的澡堂子，泡一泡，比啥都强。”
他点点头，把烟屁股摁灭在搪瓷盘里，走了。那搪瓷盘底印着“先进工作者”的红字，掉了大半，剩一个“进”字。
后来的唱词
再后来，街上装了一排IC卡电话亭，用磁卡拨号，电话机底下压着黄页。没人再挨个进屋问价了。有人开始用传呼机，数字留言“777”，意思是回电话。
我的店还是老样子。柜台上换了个新掸子，红羽毛的，扫灰利索。墙角的电子钟坏了两年，指针停在十一点一刻，我也没修，因为每天到那会儿我就得去后屋煮面——钟走得准不准，日子照样过。
昨儿个傍晚，一个头发花白的瘦老头拄着拐棍路过门口，停下来看了我半天，咂咂嘴说：“老板娘，你这店面还是那样哈。”
我回他：“你认识我？”
他笑了笑，没说话，低头走了。他那拐棍底部的铁箍在地上磕出“得得”的响，顺着南街一路远了，拐进巷子口时，身影让下午五点的太阳从中间剖开。我忽然想起来，那正是九八年火车站广场边上，老举着硬纸板的那个人的走路姿势——那纸板早就风化了吧，上面那些歪扭的字迹，也跟这街上其他所有来不及擦掉的旧墨迹一样，明晃晃地挂在不知哪扇门的背面，等着哪天有人不经意抬脚踢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