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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阳区平谭那有站女｜追问三十年前南线客运站的等车女人

我从采访本里翻出一张褪色的粉红色票据，长条形的，边上带着锯齿，印着“惠阳地区汽车运输公司”的红字。票面金额两块五，日期是1994年3月12日，起点一栏手写着“平谭”。检票员的蓝色圆珠笔迹在“谭”字上描了两遍，像是她当时也拿不准地名究竟是“潭”还是“谭”。这张票，夹在一本1993年的通讯录里，通讯录封面是皮革的，裂了口子，露出底下黄色的硬纸板。

想问的就是这件旧事——惠阳区平谭那有站女，到底是怎么个说法。1994年那个春天，我不止一次在平谭客运站看见一群女人蹲在候车廊檐下，每人脚边放一个蛇皮袋，袋口露出几把竹笋干或者半网兜青橘子。她们不说话，也不像旅客那样东张西望，就直直盯着进站口那条泥路的尘土。司机摁喇叭，她们布袋一拎就站起来，走近车门仰头喊一句：“师傅，淡水走不走？”这站女，不是车站的职工，也不是拉客的贩子，是一群搭早班车去淡水菜场抢摊位卖自产菜的女人。

那年我二十七岁，在惠阳报跑乡镇线路，骑一辆红色嘉陵摩托。车斗里常揣着一包红梅烟，用来跟司机套话。平谭车站最早只有两间砖房，一间卖票，一间摆着四条长木凳充作候车室。站长姓赖，瘦小个子，戴一顶洗得发白的蓝布帽，每天凌晨四点就烧水续壶，泡一大搪瓷缸的粗茶。他跟我说过这荒凉车站的好处——平谭墟日逢三六九，赶墟的女人凌晨三点就挑着担子来等车，头班车五点十分发。票价两块，带一担货物加收五角。“这些站女比男人狠，打完货在淡水待一上午，下午坐通班车回来，村里猪食、鸡食全是她们顺手买齐的。”赖站长用开水冲了一圈茶杯，又说，“我在这干八年，没见着一个站女误点。”

一张名片留下的线头

通讯录里还夹着一张湿了又干的名片，纸质已经脆了。名片上印着“阿强货运 代购代销·平谭至淡水专线”，没有姓氏也没有详细地址，只有一行手写的BB机号码。我记起来，这个阿强是个骑改装三轮摩托车的中年人，牙齿被烟熏得发黄，常年穿一件军绿色劳保外套，兜里整整齐齐插着三种颜色的圆珠笔。他在车站东侧空地搭了个铁皮棚，棚下一杆秤、一叠编织袋、一块拴着绳子的木板，木板上用粉笔写着各墟日的价钱。

阿强是站女们的记数员。她们卖了货回来，布袋里的纸币零碎，倒在他铁皮棚的条凳上。他分出五摞，一张一张抹平、按面值排好，用劳保外套的内袋夹好，再撕一张白纸记下每人的整数，盖个自己的印章——印章是他花五块钱在淡水街头刻的，就一个“旺”字。“她们不是不识字，是赶车赶得急，数错一角钱要懊恼一晚上。”阿强把木板上的粉笔字擦了，重新写：萝卜五分、菜心一毛、马齿苋两毛五。他又说，“车站这十几年，站女换了几茬，最早那批挑担的，现在怕是都五十多六十了。我认命不换地方，她们认我，我一张票都不会记错。”

这里头最刁的女人，大家都叫“高妹”。她蹲在横幅下头，黑布鞋干净得不像干农活的。别人带菜，她带两条腊肉或一罐腌藠头，用旧报纸裹紧了塞在蛇皮袋底下，搭车去淡水交给某个固定的门市部，再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空玻璃瓶，请阿强帮她写上要带的药品名——降压片、保济丸，偶尔一瓶花露水。

“站女不是可怜人。”高妹蹲在通风口下面，边往袜筒里塞钱边抬头看了我一眼，“我们是不屑像那些没有脚气的女人，闲在家里抠墙皮。这一趟车两块五，加上货，我跟淡水那条街上的店主都熟。熟到什么程度？他递我一瓶水，我都能道出他老婆娘家种的甘蔗是黑皮还是青皮的。”

后来我调回社教组，再去平谭的次数就少了。最后一次见高妹是1998年秋天，车站候车室换了铝合金窗户，赖站长退休回老家乡下。高妹的两个口袋里各插着一部翻盖手机，蹲的姿势没变，但脚边的蛇皮袋不见了，换了一个银灰色拉杆箱。她拍拍箱子说：“现在那边的门市部改成自选，不用我带样货去了。我打电话叫他们把货单传真到村里小卖部，我按单配货，货少就走客车捎，货多就包一部面包车。”

她顿了一下，看着玻璃门外在修的水泥路，说道，也不知道这算不算站女，反正人不去车站了，路却还是从那地方长出来的。

旧票根背面添了几个数字

前几天翻采访时留下的一本地图册，平谭已经划成“广东惠州惠阳区平谭镇”，车站旧址被扩建成候车大厅兼快递驿站。那张旧票根背面的蓝色圆珠笔迹，除了“平谭”那两个字之外，还有一排后来添上去的小数字——大概是当年阿强计算运费时打的手表草稿。墨迹对应到纸缝里，细看是“3.15、3.16、3.17”三天的日期，每个日期后面画三道竖杠，又用一道横杠合住。

三月的平谭车站，傍晚五点半最后一班车走了，候车廊下的白炽灯亮起来，灯泡上罩着一层灰黄色的蛾子尸体。女人们把保温饭盒从布袋里拿出来，塑料盖子揭开，里面是白米饭和两块腐乳，有的夹一筷子酸菜笋丁，用筷子尖分了，你一块我一块地递着吃。她们等的是上夜班的运货卡车司机，货柜车厢板子上用黄油漆刷着往返的线路名。有人顺路捎她们一程，到下一个镇才五毛钱油费补贴。

一盏高挂的灯下，没有座位

灯光下，她们蹲累了就把扁担横在马路牙子上坐着。有辆东风卡车停过来加水，门开了，一股冰霜混合着柴油的气味溢出来。车里的收音机旋钮扭着，传来晚间新闻的声音。坐在扁担上最末端的那个女人——不，具体姓什么我确实想不起来了——她伸手理了理头发，把手里半根没吸完的红梅烟摁灭在台阶上，站起身来。

她整了整蓝布衣服的衣角，小跑着走到驾驶窗底面问司机：“师傅，淡水走不走？”

司机的头从窗里伸出来，想了一下，说走，顺路。车门“轰”地打开，她回头朝其余使了一个眼神，一行四人，从后备梯爬上货厢。货厢板空隙透出点灯光，一只灰猫从墙头蹿过，在瓦楞铁皮上踏出断续的声响。

那张旧票根我一直没扔，压在报社办公桌的玻璃板下，最近跟新版记者证的卡片叠放在一起。去年平谭通了一列城际动车，站名在电子屏上白底黑字闪了两下——平潭东。从出站口的方向看过去，远处那个老客运站大铁门斜着半开，门轴上挂着一条红绸。南边新修的路面还没划中线，停一辆卖橘子的三轮车，车斗上绑着把旧木凳，座面磨得油亮，中央的凹痕大概是被站女们坐出来的。车没人，橘子搁在篮子里，上面压着根扁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