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芦泾港晚上有站大街的吗｜老南通人的夜码头记忆
老张：
信收到了。你问芦泾港晚上有没有站大街的，我搁下饭碗就给你写这封回信。你搬去苏州快二十年，怕是把南通港的夜路忘得差不多了。我这么跟你说吧——芦泾港的夜，从来就不是空荡荡的。不是那种大城市霓虹灯下的站街，是另一种站法，站得让人心里踏实。
一、等夜航船的人，站成一道墙
你记得不，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芦泾港码头是过江的主通道。那时候没有汽渡，更没有大桥，去上海、去苏南，全靠江轮。晚上最后一班船是十点二十分，从上海十六铺开回来。可港上的人，晚上七八点就陆陆续续到了。
站大街的，第一拨是等船的。他们不是干站着，每人脚边一只帆布包，或者两个蛇皮袋，装的是给城里亲戚捎的新米、鸡蛋，也有从狼山脚下贩来的黄芽菜。几个人凑在一起，蹲在港务局门口那盏碘钨灯底下，就着风下象棋。棋子是木头的，磨得发亮，落子的时候“啪”一声响，能盖过江风的呜咽。一个穿蓝布褂子的老头，输了棋不服气，站起来跺跺脚，卷一支“大前门”烟，又蹲回去。他们站的不是大街，是码头上那块水泥斜坡，离趸船还有百来米。可你说那是大街也没错——港前那条土路，压得硬邦邦的，夜里被灯一照，泛着青光。
这些人的站，是候鸟的站。等到江面上传来沉闷的汽笛声，他们就像被一根线牵着，齐刷刷往引桥上挪。人走了，地上留下几颗烟头、一片踩扁的瓜子壳，还有轮渡票的碎角，上面有红色的章，盖得方方正正。要说晚上站大街的，这是头一波，也是最多的一波。
二、卖五香蛋的孙婶，是站的另一种人
第二拨，是做小买卖的。孙婶你该记得，她家在港闸路拐角，一间披厦搭了二十年。晚上她不出摊，但总站在自家门口那棵老槐树底下，面前搁一只搪瓷脸盆，盆里码着五香蛋和茶叶蛋。蛋壳敲得裂而不碎，泡在褐色的汤水里，热气在秋冬的夜风里像一小团有形的呼吸。有人问，她不大声招徕，只把脸盆往灯光里推一推。
站大街对于她，是为等下船的熟客——夜班船上的水手、调度室的会计、还有你这种赶晚班车去唐闸的。她要的不是多卖几个蛋，是那份“半夜有人接过一只热蛋”的交情。有一回我亲眼见，下船的旅客里有个青年，脸色蜡黄，像是晕了船。孙婶没说话，从盆里捞出两枚蛋，又拿一只搪瓷杯倒上自家泡的麦茶，塞给人家。青年怔了怔，掏出两毛钱，她挡回去：“站街是为了养家，不是为了抠你两个角子。”这话我记到今。
这类站的，还有修自行车的王麻子。他晚上就歪在路灯杆上，车摊子收了一半，但气筒和小铁盒还在。他说：“夜里总有人下了船车胎没气，推到唐闸镇上要命了。”他站大街，其实是站岗。
三、如今的大街，站的是另一种夜
现在跟你讲讲眼面前的事。去年我孙子小虎从南京回来，晚上闲得慌，说要去芦泾港看看长江。我陪他打网约车过去，一下车他愣住了。
港口搬了，当年的客运站变成了集装箱堆场。可那条街非但不冷清，反而热闹得让我恍惚。年轻人扎堆在路旁——不是在等船，是在等“夜骑”的同伴，一色山地车，车灯明晃晃的。三五个姑娘举着手机拍江边的落日余晖，几个小伙子拎着奶茶在路口说笑。这大概就是你说的“站大街”——时代变了，站的人没少，站的由头换了。老闸桥堍的一家旧仓库改成了小酒馆，卖精酿啤酒，招牌上写着“南通驿”，木门缝里漏出吉他声。有人在门口支了一把露营椅，对着一张折叠桌，桌上一盏充电马灯，卖的是手写明信片和干花书签，五块钱一张。
我跟小虎说：“这一片当年全是棚户，你奶奶的阿姨就住那边，开了一家炒货店，晚上炒瓜子的香味能飘到江里去。”小虎觉得新奇，问我有没有二十年前的照片。我翻手机，没有；但港务局那年墙体脱落的水泥面上，还模糊留着“芦泾港”三个字的油漆印，被新刷的灰色涂料盖住了大半。
夜里九点光景，那边的热闹散了。买明信片的摊主收了桌子，骑车的年轻人呼啦啦走了。剩下的，是几个环卫工在扫落叶，扫帚划过路面的声音“唰啦唰啦”，跟四十年前扫煤渣的声音差不多。有个老保安坐在集装箱改造的值班室门口，保温杯里泡着枸杞，问我要不要坐会儿。我问他：“晚上这儿还有人站街吗？”他想了想，指指江边观景栈道上一个孤零零的背影，说：“那是个写生的，跑了好几晚，画对岸的灯火。我们也不撵他，他站他的，我守我的。”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那人支着一个画架，没点亮灯，隔着夜色看不太清轮廓，只看见他站得很直，像钉在石阶上。小虎拉着我往回走的时候，我回头又看了一眼——那画家的身影，分明和我年轻时见过的那些等船人一样，一动不动钉在原地。
对了，你爱喝的“脆饼屑冲蛋”那家老店，门脸租给快递站了。但老板娘的女儿婚后又盘回来半边门面，早晨卖脆饼，晚上卖炸串。你要是回来，我带你去，那个位置能望见老码头的吊机，锈迹斑斑，像一支插在江岸上的巨型梳子。你来了，咱们也像模像样地在路口站一会儿——不为等船，不为卖蛋，就看看旁人在等什么。盼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