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站衔女聚中在哪｜一张旧车票引出的地名考证
书桌抽屉最底层压着一本1987年的活页夹，蓝色硬皮，边角磨出灰白绒毛。翻开第二十四页，夹着一张上海公交公司的蓝色车票，长四厘米，宽两厘米，票面印着“中山站—衔女聚中”六个铅字，票价一角五分。我是在去年秋天整理父亲遗物时翻到它的。父亲生前在普陀区一家机械厂当钳工，每天清晨六点零五分准时出门，穿过中山北路，拐进一条叫“衔女聚中”的窄巷，去搭乘13路无轨电车。车票上的站名，就是当年那趟通勤路线上一个真实而古怪的停靠点。
这张车票让我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翻查上海地方志资料。1980年代中叶，中山北路与曹杨路交界的区域曾经历过一次地名普查，当时许多自清末形成的约定俗成地名被划入正式公交站名。“衔女聚中”正是其中一例，它指的不是某个商业广场，而是中山站出站口东南侧，一条长约四百米的露天劳务聚集带。
一条短巷，三种称呼
所谓“衔女”，在计划经济转轨初期的通俗语境里，指的是纺织厂下岗技术女工。1985年上海棉纺二十一厂关闭细纱车间后，三百多名女工每月领取四十八元待业金，她们中的大部分人在中山站附近的巷口集合，接些临时缝纫、锁边、翻棉袄的零散活计。巷子本身叫“中兴后街”，宽不过三米，两侧是砖木结构的二层里弄房，底楼开着小五金店和早点铺。
但公交公司的站名登记表上写的是“衔女聚中”，这四个字非常具体：“衔”指街道环保队在巷口设置的废棉纱收集箱，“女”指的是白天聚集的纺织女工，“聚”是她们自备的折叠小马扎，逢周一三五从洗衣店借来淘汰的竹筐凳，“中”则取自巷子正中有棵百年梧桐树。站牌就钉在梧桐树干离地两米二的位置，铁皮上刷着白漆。
| 站名用字 | 1987年行驶方向 | 附近参照物 |
| 衔 | 东向西（进站） | 废纱收集箱，绿色铁皮箱体 |
| 女 | 站台东侧人行道 | 缝纫摊布帘，蓝白条纹 |
| 聚 | 站台北侧候车廊 | 梧桐树根部的竹筐凳 |
| 中 | 树冠正下方 | 水泥站牌桩，高约四十厘米 |
这份表格是从当年普陀区城建办的复写纸上誊抄下来的，编号丙-12。地名普查员在备注栏用圆珠笔写着一条注记：
“本地名实际使用群体为纺织系统转岗人员，日常用语中与‘中上街’混淆率约四成。但老人坚持按老位相称呼，故保留。”
女工的下午与汽车站的早晨
我找到一位当年在那条巷子里修过雨伞的老师傅，姓裘，今年七十九岁，还住在中山站后边的工人新村。他记得很清楚：
“早上七点半，公交13路首班到站，下来的人分成两股。往厂里走的快步，往巷子里走的是女工居多。她们不坐站台椅，就蹲在梧桐树根边，面前铺一块塑料布，摆着顶针、锥子、厚帆布手套。十点以后，第一拨从日班下来的女工带饭盒来，饭盒里是咸菜炒毛豆，蹲在那吃，边吃边接活。下午三点多，东边纺织厂剩料堆的卡车来卸碎布头，她们就围上去挑，按颜色分成几堆。五点半，站台晚高峰开始，她们收摊，把裁好的布片卷进蓝布包袱，跟等车的工人混在一起，有人从兜里摸出一个月票夹，一边排队一边数今天赚的角票。”
这个细节与我父亲留下的另一件旧物对上了——一本翻得起毛边的《上海公共交通月票报销凭证》，内页贴着每天的车票，其中“衔女聚中”一张出现在星期二和星期五，每月出现六到八次。父亲是厂里的机修工，本与缝纫零活无关，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总在这个站下，他说“那站下来走两步就到区图书馆，管社科阅览室的老师傅会留报纸”。图书馆在中山站以东，与巷子不在同一方向，但那张站名确实常出现在报销凭证上。
站名消失后留下的东西
1993年中山北路拓宽改造，中兴后街被划入拆迁红线。站牌从梧桐树上摘下，放进了规划陈列馆的玻璃柜。巷子旧址现在是城市绿地，三棵高龄梧桐被保留，树根部砌了圆形花坛。老裘说，最终一次见到那批女工聚在树下，是1992年6月的一个礼拜天。她们用废弃的边角料拼了一面九平方米的碎布帘子，挂在两棵梧桐之间，布帘上粘着两百多件补过的工装，每件胸口都写着原车间编号。那天下午下了一场阵雨，布帘吃水后变得沉甸甸，雨水顺着布料的接缝流下来，在地上汇成一片深浅不一的灰色水渍。
植物园南侧围栏的铁皮上，如今还有一块锈蚀的金属铭牌，是当年施工队留下的临时告示，上面印着“中山站衔女聚中迁移临时乘车点”的字样，指向的位置，早已被新栽的珊瑚树覆盖。
那张蓝色车票的背面，父亲用钢笔写了一个数目字：“7.30”。可能是到站时刻，也可能是当月累计支出。我翻开1987年7月的日历，那是一个闷热的周二，下午三点的上海发布过暴雨黄色预警。父亲那天提前半小时下班，车票上的“衔女聚中”若真实存在，那么这一站——朝南走二百米，绕过一个修摊的自行车棚，树上挂着一块写着“旧衣翻新”的油毡布，站牌正对的屋檐下，放着五只青灰色的搪瓷杯，其中一只的杯底磕出了一个缺口。那个缺口在天气放晴时，会漏下一小束斜阳，正好照亮杯内贴着的红色标签纸，纸上写着一个姓氏的第一个字母，笔迹已经浅得受不住指腹触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