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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喝茶大圈工作室|一间茶台,半城闲人

你问我在成都找喝茶的地方,为什么偏偏要提“大圈工作室”?因为这儿不是那种装修得明晃晃的茶楼,而是藏在老小区三楼的一套三居室,门牌号都掉了漆,全靠门口那双褪色的布拖鞋认路。 2016年春天我头回来,是朋友老周带的,他说“大圈”不是啥圈子,就是几个人围着张桌子,茶壶转一圈,话就接上了。

工作室没有招牌,客厅摆一张八仙桌,四条长凳,桌角磕掉一小块漆,用红漆补过。主理人姓陈,四十多岁,瘦高个,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说话慢悠悠的,泡茶却利索。他管自己叫“茶倌”,不管客人的身份,坐下就是茶友。

我第一次落座,陈哥递过来一只青瓷杯,杯底沉着三片老白茶。他说:

“规矩就一条,茶钱随你放,十块二十块不嫌少,钱包忘带了就记账,下次来补上。”

墙上挂着一块小黑板,粉笔字写着“今日茶单”,隔三差五就换:蒙顶甘露、峨眉雪芽、南路边茶、还有他自己去雅安收来的老川茶。旁边钉着个铁皮盒,里面塞满手写的小纸条,都是茶友留下的,有的是问茶,有的是等人,有的就画个笑脸。

在这间屋子里,时间不是按小时算的,而是按“泡”算。一泡茶喝到淡,聊完一个话题,再换个茶叶重新泡。老周在这里认识了他后来的合伙人的表哥——就因为在第二泡的时候,对方说起春熙路一家面馆的干拌面好吃,两人从吃的聊到铺面租金,最后合伙开了家小馆子。陈哥不参与这些,他只负责续水。

我问陈哥,为什么叫“大圈”而不是“茶友会”之类的名字。他用竹夹子拨了拨炭火说:

“圈子小,就一张桌子的事儿,你来了就入圈,走了也不算出去,下回还得回来喝水。”

桌子上的规矩与门道

工作室没有固定的营业时间,但有几个不成文的节点。工作日的下午三点到五点是“散茶时间”,来的多是附近写字楼里溜号的白领;晚上七点以后是“茶话会”,聊的都是新鲜事;周末则完全随机,有时候早上十点就有人敲门,有时候到下午两点还只有陈哥自己听收音机。

喝茶的规矩不多,但都得守:

  • 第一泡茶由主理人泡,之后谁想上手都行,但倒茶得顺时针,不能反。
  • 茶点自带,不能点外卖。楼道里没电梯,外卖小哥不愿意爬三楼。
  • 手机可以响,但接电话得去阳台,阳台有把藤椅,正好对着对面楼的屋顶。
  • 聊得再热闹,听到厨房水壶盖被蒸汽顶得“噗噗”响,得主动去关火,那是该给水壶加水的前奏。

我记得有一回,一个年轻姑娘带了一盒草莓来,说是楼下水果店买的,非让陈哥尝尝。陈哥拿了一只粗陶碗,把草莓洗了搁桌上,转身又去泡茶。姑娘有点愣,老周在旁边笑:

“不用等他的话,他这人惜水,得先让人家那壶水滚足了。”

那盒草莓最后是被一个刚下夜班的出租车司机吃掉的,他呼噜噜吃完,抹抹嘴,给陈哥面前放了五块钱,说“茶钱少了点,下回补”。陈哥也没推,把那五块钱用镇纸压到了黑板下头。

茶台边的面孔与旧事

2021年夏天最热的那几天,天天下午都有一个穿白色汗衫的老大爷来,不喝茶,只要一杯白开水。他把自己的大搪瓷缸子放桌上,陈哥用热水壶给他续满,他就坐着,也不说话,偶尔摸出个放大镜看报纸。后来才知道,老大爷是住隔壁楼的退休教师,家里空调坏了,专程来蹭电扇的。

有天傍晚,老大爷终于开口了,指着墙角一个铁皮饼干盒说:“那个盒子,我以前家里也有一个,装粮票用的。”说完把搪瓷缸子里的水喝完,再没来过。那饼干盒现在还搁在原地,盖子有点变形,合不严实,里面一半装着两包旧茶样,一半空着。

还有一位在附近工地上干活的瓦工师傅,每天中午抽空来,不坐凳子,蹲在门槛上就着一只玻璃杯喝“老鹰茶”。他不跟人搭话,喝完自己把杯子洗了放回柜子,在黑板上的“今日茶单”下面用铅笔加一行小字,比如“今日晴天,楼上装修”。没人知道他为什么写这些字,但那些铅笔字攒了一排又一排,后来被陈哥拿湿布擦掉了大部分,只留了最底下一条:“砖头到位”。

成都喝茶大圈工作室最热闹的时候,是去年秋天桂花开的那个月。有个打金箔的手艺人连着来了一礼拜,他说他闻不得机器油味,只在纸坊巷那边干活,干完活儿就到这儿来,茶杯里飘进几朵桂花,他就用镊子夹出来,夹到烟灰缸里,码得整整齐齐,走的时候兜着带走。

你问他为什么带走花瓣?他没解释,也许跟喝茶一样,不解释就是最好的解释。

上个月我去的时候,陈哥正蹲在阳台上用清水浸一块新买的茶巾,水里加了几滴醋,他说这样洗出来不伤棉。阳台那盆吊兰抽了新芽,顺着晾衣绳爬出去一截,正好接到隔壁厨房的排气扇边上。楼下传来收废品的喇叭声,在“旧电视、旧冰箱”的循环里,陈哥站起来,手里的茶水泼出去一小撮,溅在水泥地上,很开就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