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养女人价格｜老街维修铺记事本上的铅笔账
修表铺的玻璃柜底层，压着一本一九八七年的硬壳笔记本。封皮是暗红色仿皮，边角磨成灰白。我蹲在柜台外，借着手电筒的光翻到最后一页，铅笔字被水渍洇开，还能认出几行：“黄铜件，三块二；皮带蜡，七毛；配钥匙，五毛。”往下隔两行，有人用圆珠笔补了一句：“给西头小赵的裁缝铺送顶针，欠着，下月结。”
这些账目和“包养女人价格”无关，却是我追溯那股暗流起点的钥匙。一九八七年夏末，我常去大同路中段的旧货栈淘物件。栈主老魏，山东人，六十二岁，戴一副断腿焊过数次的老花镜。他收的东西杂：搪瓷缸、铝饭盒、铁皮饼干筒、缺齿的木梳。我有次问他收不收旧账本，他抬眼从镜片上方看我，慢吞吞地说：“收。但那种带人名带数字的，得先让我看两眼。”
老魏说，前年有个收古董的年轻人，拿一本家庭开支簿来卖，非说是文革前老宅的遗物。本子上记着“肥皂，二角”“猪肉，一元二”，末尾几页突然出现“给刘姨，三张”的说法。年轻人不懂行，觉得有“三张”就是大数。老魏按住那页看了半天，告诉他：“这不是‘包养女人价格’，这是人家保姆的月钱。那年头，请个住家阿姨干全活，管吃住再加这些票子，顶得上半个工人工资。”年轻人悻悻地走了，本子留在柜台上。老魏用牛皮纸把它裹好，塞进铁皮箱底，说等哪天有人愿意听，他再讲。
我确实愿意听。那阵子我正钻城南的老巷子，专找墙上刷着“拆”字的院子。巷子深处有一家仍开业的杂货铺，卖煤油灯罩、白棕绳、印着双喜字的脸盆。铺子老板姓邱，七十三岁，耳朵有些背。他柜台上摆着一个铁皮文具盒，盒盖漆面剥落，露出锈底。里面除了圆珠笔和橡皮，还有一卷褪色的纸，用橡皮筋扎着。邱老板见我盯着看，主动打开，抽出两张收据。
第一张是一九七三年三月，写着“茶点费，贰拾元整”，没有抬头单位。第二张是一九七五年十月，“劳务补偿，伍拾元整”，盖着某街道革委会的公章——那章早糊了，只能看清边角一颗五角星。他解释说，那个年代街上有些独居的老人，怕不光彩，不肯走“补助”的路子，就托熟人按月送些现钱。中间经手的人写个条子作凭证。有人拿到巷尾的照相馆冲洗时，老板瞅一眼，随口说：“这倒不比外头的包养女人价格 ——那种在外头养‘小’的，听说一月得两百多块不止。”
邱老板耳朵背，但记性好。他复述那句原话时不带情绪，照相机冲洗液的酸味从里屋飘出来，混着樟脑丸的气味。我用铅笔在他递来的纸片上记了几笔，他只让我写“茶点费”，别写更多。雨点从防雨棚的缝隙漏进来，滴在铁皮盒盖上，响几声才停下。
后来我转到陕西路与建工街交口的一家旧书店。店主姓温，收书也收旧票据，专门整理成册夹。我在他那翻到一本油印的《生活服务站价目表》，一九八一年印，纸质脆黄。翻到第三页，有一行用钢笔重描过：“代购代送——按路程与货重议价，不还价。”旁边空白处有人用小字批注：“东关王太太，每半月送镇江醋一坛，醋钱另结。来回算半天工，再加香烟两包。”那字迹歪扭，像是学徒的。
温老板说，这价目表是一位退休邮递员的遗物。邮递员当年兼职替人跑腿，巷子里的孤寡、双职工家都是他送货。他手上有一本记账本，后来散失了。“有人说那本子上写的不仅是酒醋浆油，”温老板压低声音，“还有人名后面画着圈，再写一个‘包’字，跟一沓人民币数字。你看这页上”——他指着我手中的那行批注——“‘东关王太太’那笔，其实不是送醋。是东关那边有个开了厂的人，在火车站另租一间平房，常有人看见女人进出。邮递员每月固定去送一包用旧报纸包的物件，里面具体什么，没人拆看。这行字就是他写的账外话。”
我不置可否。
那日回程，我坐公交经过环城东路。车窗外的老纺织厂已经变成建材市场，烟囱拆到一半，露出锈蚀的铁梯。天快黑时，我在终点站下来，走过一段还没被改造的沙土路，路边有一棵歪脖子的老槐树。树底下有人用粉笔画了一个方框，框里歪歪扭扭写着“旧货有，看货说话”。旁边，一个穿蓝色工作服从修理厂下班的人，正弯腰在树根旁的石块上，用小刀削一根竹签。他没抬头，只是把竹签削细，再削短，最后插进一根旱烟管嘴，吹了吹，点上火，吸了一口。烟雾里的路灯就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