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火车站附近的小胡同｜三十年前修车铺与今朝的墙根对话
“师傅，我这车链子又掉了，您给瞅瞅？”一个穿外卖服的小伙子蹲在马路牙子上，把共享单车往我这边挪了挪。我正坐在胡同口那把断了半截靠背的马扎上喝茶，手里的搪瓷缸子泛着黄褐色的茶锈。我抬眼看了看他，又看了看那辆橙色的车子，喉咙里冒出一句：“你这车，比我这把年纪还金贵？共享的，掉了链子——你往那边墙根儿一扔，换一辆骑不就完事了？”小伙子挠挠头，嘴里嘀咕着：“那不就成‘破坏公物’了么？再说，前头那个路口，推着走也得绕一大圈。”
我把缸子往地上一搁，站起身来迎上去接手，手在油污斑斑的围裙上蹭了两下：“得，算你运气好，今儿这胡同口就我还没收摊。让它躺下吧。”修车这行当，我干了二十来年。最早，就是在这银川火车站附近的小胡同里支了个摊，如今这摊还在，不是当初那个摊，周围的世界却早换了一茬半。
那时候，银川火车站还小着，人流的密度不像现在红绿灯前，密密匝匝的臃成一锅粥。我三十岁不到，推着一辆三轮车，车上驮着个缺了角的洋铁皮工具箱，就扎进了这条外窄内宽的胡同。地名说起来不起眼，就叫“新菜市口”，虽然早没人卖菜了，可老的哥的姐拉活儿，总会冲乘客喊一句：“去不去？新菜市口，站旁边那个巷口下。”老火车站的背身儿，就是这么几条扭曲巴拉的土砖巷子连缀着。
胡同里的营生
那几年的活，实打实是铁器的活。从凤凰牌加重自行车，到早年的“飞鸽”，再往后来冒出些浅绿色的山地车，一天下来，手上不是黑润润的机油，就是补车胎时候的那种黏糊糊的胶水味儿。那时候补个胎，哪像现在这样塑料撬棍、镊子齐活，我就一把螺丝刀起子，一抹胶水再蹭两下锉，补丁得剪得比窟窿大出一圈，才能保证骑回家不再瘪。
胡同口卖早点的李大妈，她那豆浆锅就支在我修车摊旁边。每天早晨五点来钟，天色是青灰色的，她就拉起炉子吹火。我从家骑车到这里也就七八分钟路，一来二往就成了第一个客人。她给我盛一碗两块五的现磨豆浆，还额外掰半根油条搁在碗里，用她的说法，是“手艺人胃不能空”。夏天的时候，胡同里头摆着张被风吹日晒呈老腊肉色泽的木头桌，来往的旅客赶车来得早，经常捏着票根坐在那儿啃油饼。
过了没几年，火车站广场扩修，那种帆布篷子的小候车厅一下全拆没了，换成了能装几千人的宽敞大屋。跟大屋一起涌进来的，是四面八方的小商店，卖五金模板、五金日杂的老板，把原先补车胎的人挤出去了不少。我旁边的修鞋匠老朱，有一天抽着烟，突然跟我说：“你说这世道怪不怪，以前火车站是一根针，咱这些胡同是穿线的眼，现在人家有了流水线，咱这线头还瞎扎根呢。”我没太接上他的话，只顾着拧一颗生锈的螺母，笑着应道：“線头总要有地方抻直了使劲，也总有人骑溜了轮子要掰正。”
兴许是我脾气糙但手艺中还带着点稳，后头几年，来胡同里找我修车的不光是过路客了。铁路宿舍的马大姐，每个月准得推着闺女那辆粉红色的小赛车来一回，说车闸老偏一边。有的中巴车司机,轮胎气漏得厉害，也愿意走路三里地把内胎抽过来让我补,就因为我说一句：“这胎只要还黏得实，就别换,咱们糊上——不碍性命的事，给轮子留条寿路。”那时在银川火车站附近的小胡同里，一句话顶得上一张金名片。
围墙、墙根与阳光
胡同两侧的围墙，原是刷着碎砖纹样的老茬灰墙面，风吹雨打四五年，露出里头斑斑驳驳的土坯。头顶上电线蛛网一样，总是横七竖八地穿过街道，偶尔几根系着白色塑料袋，被风一撩，就像小旗帜。靠北的一截墙下，常年停靠着几辆报废的卡车厢体，浑身锈塌得不成样子。后来胡同改造，那些大铁疙瘩一夜之间被拖走，换成了铺设整整齐齐的青灰色盲道砖，缝子里还嵌着细草。
2003年那阵，我生意还算不错，每天能有十几个轮胎补，链条调整也涨起来。曾经有个外地来银川跑工程的中年人，车链子踩折在了半道上，推着下来找工具。我给他拾缀好了，他递给我一根软“兰州”，还蹲下来跟我聊了半天地质勘探的事。他又说，火车站附近的小胡同，有时候就是一块遮风挡雨的幕布，遮住的是路途上的疲惫，亮出的却是城市角落里活生生的晨昏。听完我愣了一阵，递还他打火机的时候，才嘟囔一句：“我就是个拧螺丝的，叫你说得倒像给城市接骨呢。”
转眼，围墙的墙面都被覆盖了一层铁皮板，画着旅游风景广告。那几年，共享单车像潮水一样，一夜之间涨到街角。我的生意就变了形状：不再常常有人换整个内胎了，更多的是处理“凸轴摩擦、坐垫调节、刹车线松弛”这些鸡毛蒜皮的小症候。就连以前路过给我打个招呼的老张——他年轻时是这胡同里拉黑车把式的——现在也学会用手机扫一轮单车的锁，歪歪扭扭骑到城南遛弯养老。
锈钉子与新房檐
近几年，火车站又改造了第二回，新车站像一只低匍的巨大扇贝，敞开怀抱。高楼玻璃幕墙映着西邊贺兰山的一点峰峦。当年那条土不拉几的胡同，因为靠近东侧停车场，逐渐被重新铺设了道砖，装上了两排仿古的灯罩。胡同一头的老树还在——那棵歪脖子国槐从树皮到根斑都刻着年头。春天一过，槐花落满车把座椅，白灿灿的一层里掺着黑颜色的羊粪蛋，因为旁边就是新开的早市摊。
如今这修车摊位没有以前大了，收窄成一个铁皮屋子档口，牌子叫“老胡修车行”。旁边理发店叫“从头来美发”，还有一家卖酿皮的小铺子，门口挂着一串粉色的竹风铃叮当轻响。没事的时候我仍坐在这档口外的马扎上，看拖着行李箱的游客顺着手机导航的箭头岔进巷子，乱转。
他们会问几种问题。有些人皱着眉看导航：“师傅，从这能穿到火车站售票厅吗？”我伸手指指东头那截矮砖墙下的缺口：“往那走，穿过卖水粉的那两家棚子就看着了。”有人摸出钞票想找地方存放，我把旁边一个铁皮牌子翻转过去给他们指厕所的位置——胡同尽头总有些没拆净的空仓库。
这会儿，一个小女孩扎着两个独角辫，攥着一根彩色的风车跑过，哗啦啦的声音撞在铁皮墙板上回弹。她妈妈在后头喊：“慢着点，前头汽车！”那女孩停在我摊位跟前，低头看着地上铁盆里泡着的链条零件，眼睛里落下点亮，她妈喊了两遍，她才应声跑走。我低头看了看自己那根被链子油染黑的拇指，想着她盯了至少十几秒，也没说要走开。
正想着，一只野猫慢悠悠地从修车棚的底座下钻了出来，横穿过青砖路面，斜着朝不远处的消防栓那边踱步去了。街道那头传来一声冗长的火车汽笛——大约是始发的，嗓子哆嗦着冲开空气。
风这次吹过来，把摊位上的废零件架子吹得哐啷响了一下，又停了。椅子旁的工具盒子里，半截还带着锈迹的旧条幅卷成一团，大概是哪年车站文化节演出遗落不久的玩意儿。我在一片油渍的光晕里眯着目，看那个外卖小哥的身影扶着他那辆蓝绿色的共享单车爬上道边，很快被奔忙的人潮截成一段一段。